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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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谎话政治（4）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罢了。比之这个裴延龄，发现百万有馀匹段杂货埋在粪土下多年而不朽烂。这谎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象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还是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高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口，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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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1）
居大不易白乐天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馀，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却并非是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屁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佳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王定保《唐摭言》）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公元789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间事。这位早就受了道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杜甫、王维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把他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明日之星。这对他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对他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对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他公元807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学士，便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这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出来为白居易打包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闲话，而是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熟虑的真理。
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蔽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居大不易白乐天（2）
所谓“居”， 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概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对文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诗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一个关在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测，白居易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堂奥。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跳出来打抱不平，申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始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性格所决定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子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的性格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的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这二十多年间，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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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3）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如果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出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贬江州司马。”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么叫出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部位。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春，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书判拔萃科及第，次年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子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部尚书时，住宣平坊。期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阳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对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