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得先从北京飞到伊斯但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全凭安拉安排。
临近烟波浩淼、黑云压城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浮现出我老妈随风飞舞的灰白头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从伊斯但布尔换乘约旦的波音——727飞至安曼，安检更加严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别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混入“皮包炸弹”。每位旅客都领到一张白色传单：“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在巴格达拍照难于上青天，刚摆脱8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广场、博物馆、集市、机场、车站一律严禁拍照，荷枪实弹端AK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警告我：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被取消了签证；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巴佐夫特被绞死；不守规矩的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在巴格达，如果没有伊拉克情报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高涨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脸，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书写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由于日本海部内阁出兵参加海湾封锁，在伊拉克犯了众怒，在巴格达被误作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光荣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组织记者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珊而行。我和紧靠我左臂的白人记者跟着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后才知道，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向民兵发枪，机场售货员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车业务，奉命开往科威特前线，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巴格达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医院正把药品清点集中，装箱隐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军车成队，开往前线的军人在此尽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军饷。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太太哭诉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苏尔，可听说多国部队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为打击目标。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全是北大学长，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使馆计划留下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人员分批撤出。留守的我们在中国使馆楼顶用红漆画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冀以免遭轰炸之虞。
二进巴格达（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飞毛腿”袭击时接到再进巴格达命令的。由于以色列与伊拉克早在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时代就结了仇，海湾战争使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为“匪谍”，我的伊拉克签证上早就注明：“一旦该护照有以色列痕迹即告作废。”因而这次奉旨二进巴格达大有直接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书“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上司瞎指挥。”
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美国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尽管我向往陆上交火的科威特，对重返巴格达颇不以为然，可还是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总是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为了自我保护，洗去我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自作主张地先从以色列飞往塞浦路斯，再转道埃及，最后飞到约旦、再伺机进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奥丽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开罗。我一直以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变。以前我读过一篇毛姆的小说，名字就叫《撒马拉相会》。撒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马利亚螺旋塔的所在地，讲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故事。说在巴格达有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买粮食，不大工夫，仆人狼狈地跑回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主人，我刚在市场被人挤了一下，转身一看，挤我的人竟是死神。她见是我，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现在，请您把马借我，我要逃离巴格达，躲到撒马拉去。”商人立即把马借给仆人，让他逃往撒马拉。商人自己去市场，也碰到死神，他问死神今天早晨碰到仆人为什么做一个吓人的手势。死神说：“那不是吓人的手势，我只是吓了一跳。我为与他在巴格达相遇惊诧不已，因为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马拉有个约会。”
1991年3月1日在开罗机场，邂逅的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手捧我递上的名片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索嘎！索嘎！”地围着我直转圈。因为共同社眼中的唐老鸭大智大勇，绝不会傻到从以色列回伊拉克送死。直到看到中东分社给我的电令，他翻来覆去地检查再三，才相信的确是我本人。
飞到约旦，中国驻约大使章德良一见我就大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备了酒菜，挤到我小屋里侃了一夜。章大使特别关照我，千万别向外人透露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难保。我则恳求章大使，尽快把我弄进巴格达。据章大使介绍，伊拉克最近驱逐了所有外国记者，想进巴格达得等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到来后再想办法。憋得我整天拿章大使的德国狼狗黑贝开心。当初战争正酣之际，我每天都盗用使馆的大虾给她补奶，不想这美人聪敏过人知恩必报，以后我先后十次从约旦过境，她总是颠前跑后恩爱万分。
3月5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自埃及驾临约旦，这位北大老学长不仅给我补充了1万美金，还答应把我带进巴格达。3月15日凌晨4点，郑大使在我们的小汽车上升起五星红旗，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驶向巴格达。
进入伊拉克境内后，高速公路上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巨型集装箱载重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中央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如麻，庞大的架线塔被炸翻在地。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可还是轧在一块炸弹皮上，轮胎爆炸，险些栽进弹坑里。我既担心会撞上美国炸弹，又害怕被共和国卫队识别出来送上绞架。因为我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曝光的中国记者，而今又胆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已变成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萨达姆总统府门前的“7·16”钢索桥被整个摧毁，与自由者桥相距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四段，坠落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炼油厂被炸毁，汽车无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曼苏尔富人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骑自行车。粮食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第，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129倍。巴格达街头烈日当空，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五星级的拉希德饭店已经断水，我在一楼厕所撒了尿，可是没水冲。新华社只剩花园中的水龙头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挂着层莫名其妙的自霜。
我在伊拉克情报官员的陪同下拍摄战争废墟。此次战争，多国部队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能精确地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从外部看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利亚地下掩蔽所就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伤亡人数达1500人。废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难者家属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拍照，慷慨激昂地拥上来把我围在核心高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
伊拉克贸易部长萨利赫接受采访时称战争封锁使伊拉克每人每月仅能得到1公斤大米，医院中的急诊手术往往得依靠烛光。哈佛大学研究所认为到1991年底至少有几万名儿童饥病而死。国际红十字会迪利克医生告诉记者，由于缺少医疗设备，医生不得不重复使用注射器，这将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这番话听得我不寒而栗，因为我已奉命挨了许多说不上名目的防疫针。而这些针的注射器全是反复使用的，因为伊拉克自国际封锁以来就很难找到一次性针头。
我还奉命与共和国卫队同行，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回到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嘴角叼着一枚快要烧着小胡子的雪茄烟蒂，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向来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听话。不过别害怕，现在是我求你，我们的部长出于某种兴趣，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可我手头现在没有。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达市中心拉希德饭店也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其中一名德国记者炸了个满脸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难民，直到10天之后我才抽身飞到约旦，取道进入伊拉克。
自海湾战争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制裁，多国部队的F——15鹰、F一18A大黄蜂、F一14雄猫控制了制空权，伊拉克固定翼飞机就没敢升空，持续的空中封锁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转业改开大巴士，专营从巴格达到安曼的长途客运，战争使飞禽成了走兽。早上9点，我身背采访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帮我准备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饼，爬上由约旦首都安曼开往巴格达的“沃尔沃”长途车，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驶出约旦鲁维谢德，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和国际红新月会协会在此修建的难民营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帐篷坑。根据我战时模糊的记忆，约伊两国间有70公里宽的中立地带，可现在约旦的边界似乎向东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关出现在眼前，红、白、黑、绿的四色伊拉克国旗懒洋洋地在烈日下飘舞依旧，只是国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绿色阿文：“安拉最伟大。”这是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后修改国旗的硕果。
伊拉克海关认真地在我护照的第一页上填上我携带的相机、镜头、录音机……这是以往两次没有的。我规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过关，一位显然不谙英语的伊拉克边防警察用极奇怪的发音逐一点名，结果使所有听众对自己的姓名都顿感陌生。轮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时，这位随时准备应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对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无反应，当即因装聋作哑把警察气得喉咙冒火，被恶狠狠地抛出队外。眼看着刚刚还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老兄顷刻斯文扫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运真比蛛丝还细。好在我顺利过关，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继续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们的大巴士终于缓缓驶人神秘的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一组，采访当年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为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消化它。
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我警告你，一个人上街千万别背相机。”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用滚滚石油换来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采访完毕，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说要聘给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NOI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 IP。P。”
（该字既有国际采访团之意，又可理解为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东临夏特·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海湾战争期间，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两伊战争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镌刻了死者的名字、军衔、生卒年月，其中有战死的国防部长阿德南、第三装甲师师长拉希德、第五机械化师师长哈雅尼。
我们采访了巴士拉港区，港内上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码头上杂草丛生。我们获准攀舷梯登上巨轮拍照，本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寂静、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