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119部分

冀中区大部分县和平西中心区也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各地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
1938年6月以后，在条件较好的辽县、和顺、沁县、邢台、赞皇等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借粮反霸斗争。
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的“永佃权”。此后，边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12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减息2。5分。
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并禁止现扣租、现扣利以及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
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农田锐减。在生产技术和农业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就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的方针。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内未开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来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在当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就开荒约3万亩。
1939年秋，边区政府又颁发了《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先由土地所有人积极垦修土地，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土地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1940年，边区开展“修滩运动”，边区政府为此发放300万元贷款。晋冀豫边区为鼓励开荒，决定将开荒地兔征3年公粮延长到5年，以调动农民的开荒积极性。
有的地区还规定，对为逃避合理负担故意不垦种以及逃亡将土地遗弃者，一律无条件招人开垦，地权归承垦人。对抗属和无力耕种者，则设法借款、代耕，助其开垦。在晋绥根据地还规定，开垦生荒地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　5年；开垦熟荒地兔征公粮1年，免征地祖3年；而开垦河滩则免征公粮5年，免征地租5至20年。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规定。
由于政府鼓励，广大农民、部队和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根据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3、第5两个专区1940年就开荒12。7万余亩；第1至第5专区的修滩总数达15。6万余亩，这些荒地的开垦，河滩的修复，使根据地的粮食生产逐年上升。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根据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兴修农田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早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就颁发《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来又制定了《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大搞农田水利，鼓励农民挖渠凿井，扩大灌溉面积，力争旱涝保收。各地区都大力兴修水利，1940年春，冀中区修筑堤坝30余处，长26C　余公里，疏通河道9条，长80余公里，100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农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310多处，开凿渠道2000余条，打井3500余眼，使17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
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所在。根据地政府积极扶植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进农具，并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有的根据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集中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改良种子，研制农具，除虫灭病。
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农时，春种和秋收时减少会议，停止支差，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每年春耕时节政府都调拨好种子，准备出贷款。基层政权对劳动力的组合、调拨，畜力的调配做好安排。在1940年春耕中，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还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调剂法，春耕中各地组织了由56000人参加的代耕队3228个。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各级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募集借贷运动，全边区共募集和借贷粮食近4万石，补充和调剂农具11万余件，募集款50余万元，基本解决粮食农具种子方面的困难，支援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政府还提倡、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根据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农、林、牧各业都得到发展，广辟财源，提高人民生活，支持抗战。
根据地繁荣农村经济的另一途径就是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为根据地创造更多的物资和财富，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民用军需，克服了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以农业为王，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军用品（枪弹、医药等）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自给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发展工业，使工业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生产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各根据地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根据地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根据地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宫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地主商人创办工业。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要。
（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