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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易而共富贵者难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君臣一起打天下时，大臣们越能干就越能得到君主的欣赏和重用，一旦天下平定后，能干的优点就会变成独断专行的同义词，就会令皇上不能容忍，如前面提到的李善长、胡惟庸就是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与皇上一起谋权篡位的功臣宿将，皇帝的一切机密他们都知晓，如果事成之后不及时退身归隐，就会令皇上寝食不安。因为他们虽然是皇帝谋天下的心腹，却也同样是皇帝坐天下的隐患，所以必须除去方可心安。清朝雍正皇帝就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后，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外面依靠川陕总督年羹尧，廷内依靠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在宫中侍奉康熙的隆科多，一举夺取皇位。雍正登位以后，年羹尧和隆科多没有及时退隐，而是在雍正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声中昏昏然，以为雍正只能依靠他们，不会加害他们。谁知，正当他们位极人臣之际，雍正一纸诏书，先将已加封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收入狱中，此时距雍正登基仅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赐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接着又轮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之罪五等、凡四十一款，被永远禁锢，次年就死于禁中。雍正上台后所以迫不及待地杀死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因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们手里，一日不除去他们，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能及早归隐，雍正或许还能放他们一马，但他们沉浸在加官晋爵的红灯绿酒之中，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结果又重蹈前人覆辙，这也是他们贪恋官爵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也进行了打击。在统一全国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产生了矛盾。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4）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翦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十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达二十余人，合计杀了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独创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过贡献。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于解放奴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在于不信符端，不求长生，讲究节俭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的缺点也很多，这个曾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时时担心着江山巩固问题，故使他“忧危积心”。为此，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不断进行改造，大肆屠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领导者，功成名就之时，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须知，没有那些功臣，就没有你的功名。
富人与穷人皆要依靠
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种税，即火耗，即是耗羡，明朝时就存在，它是指在正常征收钱粮赋税的基础上，另外再加收一定比例的银两，类似今日的附加税。征收火耗的权力归地方当局，支配也归地方，比例各地不一，有轻有重，发展到后来是只多不少，愈来愈重。
低俸禄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决定了地方官僚们必然在火耗上打算盘，以此弥补官府巨大的花销及维持官员的糜烂生活。吏治随火耗的不断增多而日益败坏。
康熙在十七年时，曾下令不许地方征收火耗，并信誓旦旦地以“革职”做威胁。
但当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说，如果官员不征收火耗的话，那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康熙听后又大发怜悯之心，表示同意征收。
康熙既然不能全力取缔火耗，又在名义上禁止征收。这种半推半就的法律状态，决定了下级官僚只会是得寸进尺、滥征不已。
因为火耗关乎官僚个人腰包，自然征收起来要积极主动，兴趣盎然。由此，官员们对国家钱粮的征收就不甚积极了。
发展到后来，地方甚至把收来的钱粮私自挪作它用，不上交国库。
如此下去，注定是肥了地方官员，而穷了国家。国库空虚，甚至于入不敷出。
康熙除了不时对天下小民减税，以表皇恩浩荡的善举之外，对富户绅衿也是多加照顾，恩爱有加。
大概康熙是相信“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好；否则，很难理解他的许多经济政策。康熙对富户的大肆积累并不予以限制；相反，还给了他们许多的特权，积极保护富户。
康熙曾责备江苏巡抚张伯行对富民太苛刻，大概是因为在江苏所征收的税款太多，损害了富户的利益。与康熙一代“宽仁”的美名相悖。
康熙说，在地方上如果有很多有钱人的话，那实在是一个国家的幸福（似乎也很有道理），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清朝政府允许绅宦士人在名义上可称为“儒户”或“宦户”。并且给予了许多相关的“优惠政策”。主要是让他们有一定的免于徭役的权利。
绅宦本来在地方就有相当的威望及权力，再有上面的恩准，自然会飞扬跋扈。他们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想尽办法将身上本应承担的赋役都转嫁到平民的身上。
赋役不均的状况造成整个社会的明显分化。富户愈富，穷者愈穷。贫苦农民受到地主与封建政府的双层剥削，苦不堪言。
从立意上讲，康熙无可厚非。但是，政策执行起来却是日益变样。不知英明如康熙者，居然没有考虑到“儒户”、“宦户”们会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到康熙末年，一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众性的秘密结社在许多地方开展活动。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
另外，富户愈富的必然结果是：财富高度集中，对平民的剥削加剧，地方势力重新抬头。
今天，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穷，消除落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对那些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要提早更新。
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术中国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恩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曾国藩对下属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曾国藩部下的将领陈国端恶斗、凌辱部下、讥讽上司，曾国藩就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方法训诫他。一方面，曾国藩采用了威慑之法，他指出奉檄往调，务必要服从命令。“凡是增添兵勇，支应粮饷，都应当先汇报经批准后再执行，不能擅自作主。要渐渐养成名将的气量，挽回过去留下的恶名，这就是我说的不能违抗命令。你如果能细心领会，等军务稍松的时候，你来见我时，我再详细认真地给你分析利弊，一定会对你有利，也对时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将，也是我的一项功劳。如果你不能细心领会，我也有几句话，请你必须遵从，第一条你所部的八千士，一定要大量裁减，最多不能超过三千人，以免因收编散兵游勇过多，引起饥饿而发生变乱；第二条，你军与淮军及英康营等军队，一年之内，不准驻扎在同一地方；第三条，你的官衔应去掉钦差两字，各省的粮饷，都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你另立门户，独树一帜。希望你逐条回复我，我再凭你的汇报奏报朝廷，至于所说的毁誉的那些话，谁真谁假，也希望你逐条汇报。批评你的话是假的，你尽可以分辨，真的也应当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有什么值得遮掩的呢？称赞你的话是真的，自己知道后要更加努力，假的就要说明。我希望你保持天生谋勇兼优的本质，痛改后来养成的恶习，我对你还是寄于厚望的！”像这样的恩威并施，不由得部下不服。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于是，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做好领导第四件事：炎与凉
“世态炎凉，人生悲壮”，世道炎凉中的四大法宝：无情无义和出卖道义，两面三刀与情义夺人都是官道运作的“程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许多人信奉“无毒不丈夫”，到后来，人走茶凉自然也是规律。
炎凉的四大表现
世道炎凉是指得势时人们就巴结，倒霉时人们就冷淡。春秋时的公子孟尝君曾经饱受世态炎凉的滋味，在他难以承受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世态炎凉是很自然的事情，难道你没见过自由市场吗？天亮时，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而到了晚上，市场就变得鸦雀无声。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早晨的市场有所偏爱，只是因为能够买到东西。晚上的市场已经无货可买，当然无人理会了。”这个人的观点的确高明，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对于那种被称作“势利眼”的人，怎么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呢？
西汉时的主父偃是齐人（今山东人），精通《易经》和《春秋》，年轻时便开始外出游学，想以文墨之才谋个一官半职。可是，没有人重用他，以致于六亲不认，邻里朋友不来往，处境十分狼狈。
后来，主父偃到了长安，直接上书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陡然之间跻身权要行列，地位十分显赫。这时，大臣们纷纷前来巴结，动辄以千金相赠，门下宾客超过千人。
主父偃被汉武帝任命为齐相后，衣锦还乡，亲戚朋友趋之若鹜。他对此感慨万端，将亲友邻人召集在一起说：“当年我贫困时，从你们这里得不到一衣一食，有的人甚至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为齐相，诸位迎我于千里之外，我真正感受了什么是世态炎凉。我今天有五百金分赠诸位，从此不再与诸位来往，你们不要踏进我的家门。”
主父偃的命运不济，后来被诛灭九族，那些被他冷落的乡亲邻里一个个幸灾乐祸，他门下的几千食客顿作鸟兽散，最后连一个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具体来说，世道炎凉有如下四大表现：一、无情无义
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族势力日渐强大，与汉朝分庭抗礼之势已经形成，但其内部矛盾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当时匈奴的首领是头曼单于，其儿子冒顿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常有杀父而代之的企图，但他慑于其父多年的经营而未敢贸然动手，他打算利用自己现有的地位，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伺机而动。
为了培养自己的心腹，他常常和自己的部下一起练习骑马射箭，并立下军令：“凡我射击之目标，你们必须跟着射击，否则格杀勿论。”
此令一出，跟随他的人果然是指哪打哪，决不犹豫，为了进一步考察部下的忠诚度，一次他将箭射向自己的战马，部将们果然一齐将他的战马射死。
又过了一阵，冒顿竟把弓箭对准自己的爱妻，部下也跟着一起干。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的部下全都成了惟他命令是从的机器人，他们只听从冒顿的号令，决不迟疑。
一次，冒顿和父亲各带一帮人外出狩猎，他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向自己下毒手，因此毫无防备。于是，冒顿趁其父不注意，张弓搭箭射向头曼单于。冒顿部下见状，也随之万箭齐发，将头曼单于射杀。至此，冒顿当上了匈奴王。
二、出卖道义
晋灵公继承王位的时才只七岁，可是这家伙只学坏不学好，荒淫暴虐，没他不沾边儿的。后来又宠信一个小人叫做屠岸贾，两个人臭味相投，为非做歹，把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甚至发展到用弹弓乱打行人的地步。赵盾屡谏不听，有一次晋灵公急了，竟放出他的一只名叫灵獒的大狗来咬赵盾，幸亏赵盾腿快，总算脚底板擦油，溜出了朝门。本来赵盾原想先到翟国或秦国去避避难，看看情况再说，却在半路上碰见了他的侄子———将军赵穿。赵穿闻知此事，就劝赵盾先不要出国，等等他的消息，赵盾当然也不愿轻易出国，就答应赵穿，暂住到首阳山去。
赵穿别了赵盾，回到国都绛城，先是假意恭维了晋灵公一通，然后又以选美为由，支开了晋灵公的心腹屠岸贾，最后就在晋灵公整天寻欢作乐的桃园里面刺杀了他，算是为民除害。
由于晋灵公无道好杀，国人无不痛恨，所以赵穿刺杀他的时候，根本没人来救。死讯传出去以后，老百姓全都拍手称快，也没有一个人说赵穿不对。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跑了回来，在灵公死尸前面哭了一顿，反惹得老百姓们叹息说：“赵相国如此忠心爱主，这都是晋国自取其祸，与赵相国没有关系！”可是，事后有一天赵盾来到史馆，看见了太史董狐，就叫他拿最近的史简看看。谁想有一简上竟写着“（公元前607年）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的名头，赵盾一看史简上这样记载，不禁大吃一惊，赶紧向董狐解释说：“董太史，你搞错了！当时我已出奔河东，离国都有二百多里地，怎么知道弑君之事呢？现在史简上却归罪于我，实在太冤枉我了！”
以春秋时为例，当时有权势的诸候都讲究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压服别人，然后自己出来当霸主。当有名的霸主齐桓公死后，宁国与楚国就都想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