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加速器的建设。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就交给家里了。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我就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写给李克农同志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最后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地址留下来。”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徐冰同志后来告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们俩。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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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1）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