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可能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地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性，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与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典型性，它的社会意义就会十分有限。比如黄大香这个人物，我想很可能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才写得如此生动。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创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如果认为艺术是武器，是工具，或者是侍女，那么，典型就应该是最有力、最好使、又最听话的东西了，可是艺术不应该是这种东西，它体现的是创作者的品性与人格，除非自甘堕落。说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首先说“不可能”，而后才是“不应该”，这话大概没有错得太远，确实，《左青石》里没有哪一个人物形象会等同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但是，有些典型论者进一步说，艺术可以“虚构”“高于生活”的典型，唯其这样才够得上艺术的真实。难怪有一次作者与人谈到创作黄大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承认借鉴了母亲的言行心态，并说，如果没有母亲就很可能写不出黄大香这个人物，甚至写不出这本书来。听者立即感到了失望，认为作者肯定会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使艺术形象丧失光辉，并断言，那样写，即使再生动也不会是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显然是嫌弃像母亲一类的小人物，觉得他们太平凡，抑或太渺小，少有社会意义，因此不够典型。可他当时还没有看这本书，那只是一种理论造成的偏见。什么叫典型？不明明白白说造假而要说“可以虚构”，不爽爽快快地宣称不必真实，而拐弯抹角慌称必需“更真实”，实在玄而又玄，这种典型论简直与魔术师的障眼法无异了。
作者主张，强调艺术作品的真实还不如强调艺术创作的诚实。他只愿意老老实实地写出他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印象和感受来，因此，也就不肯胡乱地去包装黄大香。她是一个弱者，不写她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写些什么呢？当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这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损害她做人的尊严，事实上，黄大香始终保持了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良心。作者认为，未见得弱者都不伟大，强者就一定伟大。如果硬把她写成双枪老太婆，那当然痛快，后来，我们甚至可以免除“反右”、“*”之苦，面对亿万“双枪”，谁敢放肆？然而，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无视这些人的苦难也违背了作者的良知。
人生只是一种跋涉。每个人都会在从现实到理想的旅途中表现出努力的艰辛与追寻的向往。书中没有大人物，我便没有着重去描写大事件，渲染大场景。我以为那不是由小人物把握和主宰的事，尽管他们参与了，感受了，却只是像对天气的变化一样，他们关心的是会不会落湿衣服，或者能不能打柴晒谷子之类的小事，但是，这些人的跋涉一样艰辛，他们的心路一样复杂，他们的人生一样具有启示的力量。小人物便不算典型，写他们便没有社会意义么？可并没有人说，世界仅是大人物创造的！作者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可以是一种典型，既然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属于社会的，那就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不具有社会的意义。于作者而言，每个人为他所提供的审视世界的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便是一条观察与了解世界的通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粒沙便是一个世界，一个细胞能够克隆出一个生物体来，如果作者果然写出了他人生经历中领悟最深，感受最切的人和事，那便是他艺术创作中最具意义的典型。
另有一种典型论说得更加具体形象：你要画一只虾子就必须观察一百只虾子，只有在把握住这些虾子的共性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只典型的虾子来。果真如此，那谁要是观察了一万只虾子呢，他画的虾子是否就会提高一百倍的典型性？未见得，捞虾的不一定都是画家。其实，你真有工夫去观赏虾子的话，即使是一只，你也有可能画出虾子来，一样可以表达你的某种生活情趣。典型的创造并不是由北京的鼻子，南京的耳朵东拼西凑而来，即使你把一百只虾子最好的东西揉合在一起，那也决不会是一只“活”虾子，它顶多算得一个大虾饼，那作者则有可能只是一位大厨师。
艺术典型讲究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强调的就是个性化，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个性的理解都会是他对人生的一种理解与体验。塑造典型即是对表达这种理解与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寻求。如果作品描写出了“这一个”的个性，这也就写出了所有天下人的共性（作者对人生人性的理解），因为，共性是一种概括，一种抽象，是不可见的，它只能体现于个性之中。所有艺术形式都是作者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模拟，或形似，或神似，甚至光是一种假托与象征也无不可。所有艺术形象都是对储存于作者脑海中的生活印象进行复制得来，作品只能将仅仅属于作者的那份独特感情和心得寄托其中。每一部艺术杰作展示的都是创作者的心灵，每一个典型都是创作者对人生的一番诉说，如果作者心灵的震颤果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他的诉说果能得到人们的回应，那么，艺术便称得起一项神圣而永无止境的事业了。
2001年8月。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引
清明节的早晨。迷迷茫茫的雾气渐渐地飘散隐退，山野从朦胧中显现出来，景象越来越清新明丽。一位腰背佝偻的老人，臂弯里挽着个盛饭菜的篮子，双手向前搭住扛在肩头上的一根长竹竿──竹竿尾端还晃荡着一圈青篾条──趋着一颠一颠的脚步，穿过田间小路，蹭过沟坎；沿着小溪向大山的深谷走去。山谷里有一个无人经管的采石场，到处都是油光闪亮的青石板，可惜这上等的石料在当时还派不上大用场，人们只能用它来铺路和打制墓碑，那倒也算得上是永垂不朽的事业了。因为进山的路步步加陡，老人喘着粗气，把身子俯得更低，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乱石堆爬上采石场去。
“ 完工了吗？”老人从肩上放下竹竿和青篾条，说得准确些，这长竹杆叫“抬杠”，青篾条则是编织“抬圈”用的，山里人就靠这东西来搬移重物，“趁热吃饭吧，石贤。”
石贤姓彭。这时，他正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用一方大青石打制墓碑。最后的工序已经完成，他仍有些不甘歇手似的，就像一位大雕刻家在审视即将送展的作品，深恐它还有哪里不够尽善尽美。终于，他站起身来，向后退了几步，满意地宣布说：“好啦，就这个样子了！”
彭石贤并不是个石匠，尽管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那眉宇间时聚时散的忧思，那眼睛里忽明忽暗的神光，总让人看得出这是个遭灾落难的读书人。他打制的那块青石墓碑上铭刻着：母亲黄大香之墓。黄大香是在儿子劳改释放回家的前一年逝世的，至今已到“三载梦萦，痛定思痛”的时候，按照传统习惯，清明节正是为逝者铭碑立石的日子。
“唉，真是可怜可悲，立块石头有什么用处呢！”彭石贤从墓碑前转过身来，走向老人。老人从竹蓝里取出来饭菜，另外还有些牲酒贡品，那自然不得动用。彭石贤拿起碗筷，又说，“李伯，你看我给母亲打制的这块墓碑还算不错吧，那就该有人说我是好孝心了，是不是？其实，这只能叫做欺世盗名。。。 ”
李伯叫李松福。十多年前，彭石贤第二次被捕入狱时，黄大香终于让他搬进彭家住了下来。黄大香患有心绞痛病，亏得李松福的打点照应，才活过了后来的那些艰难岁月。两位老人相濡以沫，情深义重，可李松福最终也只是不名身份地为黄大香料理了后事。好在名份于他并不紧要，所幸的是，彭石贤出狱以后肯与他在一起相依着把日子过了下来。他不明白彭石贤刚才说这话的意思，回答说：“这石碑少说也上了一两百来斤吧。。。 好呢，清明节边，这山沟里的冷风削脸刮肉的，你蹲上了十多个日子，真是难得的好孝心——茶筒干了，我去山坑底下给你取点水来吧？”
“不用了。”下趟山坑近半里地，彭石贤不想麻烦老人，便席地而坐，大口大口地扒着饭，嚼着，用力地吞咽下去，“李伯，真要说我这立碑是欺世盗名的话，那还不够资格呢，只有大人物才办得到那种事，小人物只叫敷衍塞责吧──立块石碑有什么用处？不过，天地相隔，生死无情，活人无奈，也只能这样了！”
李松福茫然不知所措，这立碑的事是他跟彭石贤提起的，可现在石贤怎么啦？好一阵，李松福才讷讷地说：“是你妈让我跟你说。。。 ”
“我妈就没说一点别的什么了？”有关母亲逝世的情景，李松福老说不明白，彭石贤很难理解的是，除了立碑之外，母亲竟然没有片言只字的遗嘱，“你是记不起来了么？”
李松福眼瞪瞪地望着彭石贤，像是在回忆着什么，又象什么事也没有去想：“这立碑的事，你妈说你能听。。。 石碑打制好了便好，别的事。。。 也没什么。。。”
李松福避开了彭石贤的目光，似乎有点惶然不安，他便从地上拿起那些青篾条来，开始编织“抬圈”。彭石贤吃完了饭，一边用筷子在空碗里拨弄着，一边关照李伯说：“李伯，歇息一会吧，这墓碑不用抬，我一个人能背得动它，你就不必费那份力气了。”
“那可千万使不得啊──”李松福专心地编织着手上的“抬圈”，并不抬头地说，“山路上乱石子多，不比平地，背得重了，一闪腿就。。。 还是两个人抬着轻便稳妥──这可不是能够逞强的事呢！”
“一两百斤压下来，我还顶得住的，”彭石贤也知道背重物出山不是好玩的事，弄不好真能伤筋断骨。可是；让个老人来抬也说不得轻便稳妥，这让他感到很有些于心不忍，便说，“你看我这身筋骨还算得上结实吧，可您已是七十好几的人了。”
“七十六，属羊的，想来是阎王爷忘记我了。。。 ”李松福抬起头来，见彭石贤正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打量着他，又补充说，“亏得我这脚杆劲还算好。。。 能抬的，一生一世都抬过来了，哪会偏是这一回抬不了？”
这两个人，在相互的眼里，他们都觉得对方很特异：一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不仅没死，活出来还能带着一身好筋骨，好气力，而且那心性脾味一点儿没改，照样是一派铁铮铮的威风气概；一个饱受了七十多年的风雨沧桑，虽然干枯瘦削，衰老不堪，却总不肯歇息手脚，常年如牛负重却不倦不怠，无怨无恨。彭石贤认为李松福真算得上一件颇具中国特色的奴隶标本，对他既抱着哀怜，也留着惊叹；李松福则把彭石贤当作大难不死，必是天神护佑的贵人，既把他当子侄爱抚，又把他当主人敬畏。
黄大香也同样置身在奴隶的行列里。彭石贤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母亲能够摆脱奴隶的心态，即使是在她告别这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