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中的英雄，他的书的印刷量在西方仅次于《圣经》。一九五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那次获奖是因为《老人与海》。他的作品主要描写亲自经历的战争、暴力、死亡、搏斗、冒险对于人的伤害和刺激，以及作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对此的反应，面对注定的死亡或失败的坦然，沉着和洒脱。他强调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可以被打垮，绝不能屈服，过程才是最美的，即使结局是悲剧。我非常崇拜他，尽管这个家伙有时候有些不尽人情甚至粗野。”我就象给学生讲课一样，说完又品了一口茶。
“你在卖弄你的学问哩！”她笑我。
“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我得意地说，“我还没给你谈卡夫卡和乔伊斯呢。另外，我还发现了茴香豆的‘茴’字的第五种写法。”
“毫不谦逊。下次给你这个机会，你知道我的文学不感兴趣。”她说，“对了，你说过你要作闲人，现在进展如何？”
“快了，快了。”
“你别以为做闲人自由受欢迎，你没见到到处都是‘闲人免进’的牌子吗？”
“我们这种闲人和你说的那种有本质的区别。”我摇着二朗腿说。
“你很悠闲，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定喜欢幻想和浪漫。”她看着我说。
“说对了。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许多幻想不能实现，浪漫不成。不说别的，就说这旅游一项，没钱就只好梦游长城梦游敦煌梦游黄河长江，一觉醒来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差点尿坑……”我脱口而出。
“别说了别说了！”她噗哧笑出声，用手捂嘴。
“唉，其实你也是个幻想型的人，中学时你的那个样子，蹦蹦跳跳疯疯癫癫的完全是个小姑娘。”我也笑她。
“只能说曾经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女孩子考虑的问题比男孩少，越容易现实。”她叹气。
“现实问题？无非是个单人旁的他吧。”我盯着她的眼睛。
“胡说。”她避开我的审视。
“我胡说的。不过要说变化最大的，我看还是白成富，简直判若两人。”我信口说。
“白成富？”
“对，那家伙现实得就象条猪，知道反正要杀头就拼命吃拼命睡拼命玩，特别是四月肥百日肥又让它们折寿——人类也太可恶了！它不急行吗？每一口每一分钟都不浪费都很充实，要死就落个饱死鬼。”我说，“猪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不愁吃不愁喝，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每一声呼噜都特安祥沉稳。我真希望也变成一只快乐的猪。”她先是笑得前俯后仰，然后不经意地说：“他，他找过我。”
“他找过你？他找你干什么？”我潜意识里一惊。
“上周周末，还有陈光伟和他的女朋友。白成富真有办法，一下子就把他女朋友从山药县调到市里来了，还改了行，穿了制服进行了机关。你知道我和陈光伟的女朋友以前是大学同学，他们要答谢白成富，就叫上了我。”她解释说。
“卡拉OK去了？”我问。
“先到羞人阁海吃了一顿。你猜怎么了？我们吃了蛇肉！吃了才告诉我，把我和韩文文吓坏了。后来又到了一家歌舞厅狂欢了一阵，还打了几局保龄球，一共花了一千多元呢！全是李成富出钱，财大气粗！”她绘声绘色地说。
“陈光伟请客白成富掏钱？”我问，盯着她。
“他要争着给，陈光传他们拦都拦不住，反正他有钱，不敲他敲谁？”她发现我在紧盯她，又嗔怪地问，“怎么啦，老是盯我。”
我挤出一丝笑容：“看你会不会变呀？”
“变什么？”她不解地问。
“东欧剧变呀，说变就变。”我说。
“什么意思？”她揪住了我的鼻子。
“什么意思？这还用说！立场不坚定，斗志不坚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经不住小恩小惠，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我咬牙切齿地说。
她骂我胡说，用一颗糖堵住了我的嘴。我们缄默着几分钟各怀心事。肯尼·罗杰斯正动情地唱着那着《Just thought of losing you》（《只是担心失去你》）。
“什么歌，旋律真优美！”她屏息聆听片刻后问，“你好象挺热衷于流行音乐。”
“你喜欢严肃音乐，民族音乐？”我问，“在我的记忆中，好象你从没唱过流行歌曲。”
“专业嘛，通俗音乐只是偶尔听听。”
“你的潜台词就是我这人很俗，是不是？”
“别抬扛呵，我可没说，自己招出来的，不过你可能是那种人吧。”她眯起眼得意地笑我。
“我俗得有道理！”我辩解道，“严肃音乐，高雅艺术固然好，可说句实在话，老百姓有几个听得懂，没听说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剧院都揭不开锅了吗？在媒体上遮遮掩掩忸忸怩怩哭哭啼啼期期艾艾地呼吁赞助——唉，中国又多了一群营养不良的文化人！”
“继续。”她低头沉思，眼神迷离，静若处子。
“中国现存的所有经典作品几乎都停留在工业文明以前那些尖溜溜甜腻腻的民歌上，无非是这儿的山好那儿的水好，猪儿肥呀马儿壮呀，是对蒙昧的农耕文化的粉饰性诠释——一言以蔽之，整个一农村俱乐部！难以引起现代人的情感共鸣，至少程度上大打折扣。现在是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整天疲于奔命，累得一躺下就不想再起来，谁还有那闲工夫替古人伤神。现在需要的是快餐文化，流水线生产，一次性消费，用完就扔。人生不满百，谁在乎谁呀？混字当头，混完了事，谁想不朽谁是王八——王八活一万年还是王八嘛！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没听说赵本山在沈阳连演几百场场场爆满吗？搞高雅艺术的人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咱们是发展中国家，瞎掺和、臭美啥？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养猪，房前屋后多栽树！……”
“扯远了，扯远了，咱们谈的可是艺术！什么乱七八糟的？少生孩子多养猪，亏你说得出口！”她制止道，“Go on，我倒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奇谈怪论。”
“那我就抡圆了侃，玩呗！要说当今的所有音乐形式中，唯有摇滚乐最具备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启蒙启蒙不就是把蒙昧的东西给启发震醒吗？那可真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听摇滚乐时，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我泪流满面！爱上摇滚后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身血肉之躯而不是一部机器！可以说摇滚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活法，是整个一代青年的灵魂……你听过摇滚吗？”
“听过崔健的，哎哟，就觉得吵！”她摇头。
“吵？那不是吵！那是呐喊！那是启蒙！崔健简直是他妈个启蒙思想家，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大学时常登台演唱。那种叛逆、自剖、真诚和令人发聩的撒裂感，让人在昏昏噩噩中猛然醒悟——这二十多年我好象只学会了忍耐！多深刻！还有唐朝乐队的自信、热情和粗犷，窦唯的神秘、超脱、内敛和梦幻感。只可惜中国好不容易出了几个被国际认可的超级歌星在国内却连上镜头的机会都没有，上镜率几乎为零——他们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东西！活活地捂死你！有人甚至说他是危险东西！意识形态内的迷幻剂！是西方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有个长着颗花岗岩脑袋的音乐老朽说摇滚是痞子唱给痞子听！可恶，连听众都骂了。英雄总是被压制，但压抑的结果是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这几盒磁带的销量是惊人的，不象那些浅薄的娃娃脸歌星，对港台歌星那种敬业精神和音乐素质一点学不会，只知道模仿表皮上的东西，腆着脸跟电视台套近乎煽乎自己，自己花钱雇些”托儿“埋伏在观众之中，时不时炮制出陶醉状和喝彩声。强买强卖！频频在电视屏幕上老鼠掀门帘子——怎么讲？露一小脸呗！要不他还没下台，观众就已经把他忘了。不学无术，乔装打扮，挠首弄姿，拿腔捏调，东施效颦，不伦不类，不阴不阳，一个字——假！也只有在这个文盲大国他们才能混饭吃。这帮尤物要把中国青年带向何方？”我说得怒气冲冲，在屋里手舞足蹈。
她意味深长地盯着我笑：“别激动，没人逼你。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有些是胡说。”
“我胡说？你才胡说！冥顽不化，我真想抽你！”我得意忘形，对她张牙舞爪。
她微闭眼睛，露出最迷人的表情，她异常温柔地说：“你抽吧，没想到你还会如此执着地迷恋于一种东西，我始终都以为你是个多变的人，靠不注的人。”
“其实，其实我对爱情才是最执着的。”我悄悄坐在她的身边。
“哎哟，这话怎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了？”她眨动眼睛，挪动一下身子。
“怎么不可能？上高中时看电影《魂断蓝桥》时，我都哭晕过去了，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把我抬出去的。”
“啧啧，我好感动哦！”她随手拉开桌子抽屉，“看你有什么秘密。”
抽屉里满满当当地摆满了我从中学起收藏的磁带，共有几百盒之多，这是我除书籍之外的最大财富。大都是欧美流行音乐，港台占一小半，大陆除几支摇滚乐队之外，无一收藏。
“真舍得花钱，什么好听，推荐几盒。”
“听这？不让你落俗了么？”我揶揄道。
“没办法，谁让我遇着个俗人了。”她冲我莞尔一笑，“为了你，我也俗一回。”
“我快晕了！”
“别抒情了，借不借？不借我走了。”
“借！当然借！”我开始翻弄抽屉，“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欧美流行音乐首推甲壳虫乐队，连撒切尔夫人都说甲壳虫乐队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人，只可惜列农早死，天妒英才！这盒是U2乐队，甲壳虫之后影响最大的摇滚乐队，非常深刻，听起来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腾云驾雾恍如隔世之感。这盒迈克尔·杰克逊，不必多说，你一定了解了。这盒胡里奥，情歌王子，听起来非常轻松亲切。这几盒是理查德·克莱得曼钢琴曲。这盒是美国的卡本特兄妹集，很不错。这盒是现在风头正劲的乔治·迈克尔主唱的《威猛集》，他是戴安娜王妃最崇拜的歌星。这盒最有意思，英国创世纪乐队主唱，菲尔·柯林斯，把敌对国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迷得不得了，几次邀请他到利比亚演出。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你刚才听过的。这位也是乡村歌王约翰·丹佛，号称环保使者。麦当娜的，你想借我也不给，别学坏了。还有迈克尔·波顿，后街男孩……香港的只有两三个。一是Beyond乐队，我觉得这个乐队是香港最有文化，最有实力的，也是最专业的，他们绝不沉缅于卿卿我我的情歌中，黄家驹确实是个音乐天才，这里面有首歌叫《光辉岁月》是专门献给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还有首《大地》表达深沉的父爱；另一个是张学友，他的歌技和嗓音都是一流的，四大天王中就他还算个唱歌的；另外就是林忆莲，这是个长着双妙不可言小眼睛熟透了的女人。台湾的更多些，童安格、齐秦、赵传、王杰、姜育恒、庾澄庆、张信哲、孟庭苇、苏芮……”
“我一次听不了这么多，先挑几盒吧。”她拉开她随身携带的漂亮的坤包，塞进去几盒磁带，然后抬腕看看手表说，“李亚非，我该走了。”
“这就走，不总结几句什么的？”
“你都总结完了，我还说什么？”
“不补充几句？”
“听你瞎侃有点意思，你有侃瘾？”她收拾坤包。
“岂是侃瘾，简直是侃病，都快成侃癌了，没办法，都怪北京那个痞子作家给害的，刚开始只觉得新鲜好玩，一不留神我也成痞子了，小知情调和低级趣味一发而不可收，早听说政府要收拾那家伙，怎么还不动手！”
我留她不住，只好起身相送。在门口她对我说：“如果有时间过来玩吧，我家你能找到。”我高兴地说：“当然有时间，我这闲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畅谈人生、理想和爱情——接着侃，怎么样？”
“欢迎，我会洗耳恭听的。”她拿起单车钥匙，我把她送下楼。出街不到20米，就到了蒙城电影院，我发现昔日门庭冷落的售票厅挤满了人，大批人流涌动着进进出出，一看时间是九点四十分了，我知道每晚十点左右有一场深夜专场电影。
“什么片子这么多人呀？”我纳闷地问。
“不知道。”她说，“我有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现在放的不是杀杀打打就是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个社会真不可救药了。”
我抬头定眼瞥见巨幅广告宣传画，原来是刚获外国一个什么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看过原小说《妻妾成群》。我立即告诉她：
“这次是正正经经的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
“真的呀！”她兴奋地问。
“想看吗？”我趁机问。
“当然。”
“我请客。”
“算了算了！”她直摇头，“还是改天和我妈一起来看。”
“怎么了？”我不悦地问。
“没，没什么。”
“看场电影而已嘛，光明正大的事情，又不是做贼，你怕呀？”我激她。
“别人撞见了还以为怎么怎么地。”她红着脸说。
“别有用心的以为我在向你献殷勤，正常的人以为我是学生家长，在尊师重教呢。”我说。
“好吧，不看白不看，反正明天上午没课，不过下不为例。”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赶紧就到售票窗口买了两张票。
“你把票给我，我先进去，你呆会进来。”她说。
我一时火起，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里走，一边恶狠狠地说：“莫名其妙，你这样说，我倒要硬拽着你进去，再不听的话，我就要搂住你的腰了，我这种人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你别。”她挣扎了几下，发现引起了旁人的注目和影院保安的警惕就立即住手了，任我牵着她的手进入昏暗的场子。
整个放映过程中，我一直想牵引她纤细温柔的手但都被她打开了。
散场后，我问她觉得这部片子如何，她狠狠地说：“特别无聊！现在文艺界、影视界有一部份人专以出中国人的丑去讨外国人的喝彩，挟洋人而自重！殖民地心态，汉奸情结！”
“你那是上纲上线是抬扛嘛！如果本来就是丑的，把它如实地反映出来，不该说那就是出丑，充其量是亮丑而已。”我辩解。
“那只不过是创作的技术问题，还不是含沙射影欲盖弥彰，白痴才看不出来。”她说。
“不能那么说。出丑也不是目的嘛，只是手段，这就象吃药打针，就象鲁迅先生写阿Q，目的是引起治疗的注意嘛！只不过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嘛，本意都是好的嘛。”我说。
“过份了太过份了！”她直摇头。
“那只是旧社会的悲剧，万恶的旧社会嘛！描写的是你奶奶我爷爷的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卫星都上天几十年了。”
“李亚非，你正经点！什么我奶奶你爷爷？”她突然气咻咻地警告。
“别，别生气，我是说那是旧社会……”
“拐卖人口还是奴隶社会才该有的事哩，现在怎么会有呢？尽胡说八道强词夺理。”她瞟了我一眼，情绪也变得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