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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2或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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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1）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卧薪尝胆的故事妇孺皆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请注意，此处第一次出现了“鸱夷”这种东西。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国语》、《史记》无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至于西施的结局，更晚至北齐的《修文殿御览》转引《吴越春秋》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是第二次出现“鸱夷”这种东西。越王勾践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传的《吴越春秋》却并无这段文字。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惟一的记载是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样奇怪的是，今传的《越绝书》也并无这段文字—看来，几乎同时成书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都有佚文；史书的类似命运，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恶宿命。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的记载显然是有所本的。《墨子·亲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于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断言无疑。墨子出生并成长于春秋末期，即吴越故事的尾声阶段，又是紧邻吴越的鲁国人，或耳闻或目睹吴越故事的壮烈活剧，当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阴谋之中，哪有什么大团圆的意淫乌托邦啊。
再看范蠡的结局。《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又一次、第三次出现了“鸱夷”！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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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2）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台湾小说家高阳如此解释范蠡自称“鸱夷子皮”的缘故：
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高阳《清官册》）
二说皆非。前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齐国请范蠡做相的时候，范蠡拒绝的原因。既然“君子用行舍藏”，齐国请他做相，正是君子“用”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还要“藏”起来呢？后者直以范蠡自为越王罪臣，就更离谱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藏良弓和烹走狗的人不仁义，并非“良弓”和“走狗”有罪在前。况且范蠡本非越人，乃是楚人，本来就是四海游荡，辅佐越王只不过是想成名立业，试一试自家本领如何，功成身退，再继续游荡四海，何罪之有？
历史学家们闭目塞听，不愿深究范蠡何以自况“鸱夷子皮”的真正原因，也许仍然是“成王败寇”的心理惯性使然，因为西施之死揭破了帝王霸业之后的肮脏秘密；可是他们也错过了考证出西施和范蠡相爱的铁证的光荣。
线索清晰了。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生发和悲剧结局，逐渐豁现了出来。
文种和范蠡向越王勾践献上美人计，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越春秋》）。这个“相者”，我很怀疑就是范蠡的老师计然。计然名叫辛文子，是“晋国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相者”。范蠡拜他为师，并引见给越王，计然告诉范蠡：“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按相术，“鸟喙”主狡诈，无情义。虽然后来计然也向越王献上了“七策”，但显然早看穿了越王勾践的本质。计然遇见了绝世美女西施和郑旦，第一个要过目的当然就是范蠡。西施和郑旦学习的内容之一是“容步”，有人用现代汉语构词法解读为“仪容和舞步”，令我不禁一哂。“容步”毫无疑问是专词，是古代流行而今日失传的媚术之一种，专用以媚惑君王。没想到的是，这种媚术也媚住了范蠡，三年学习期间，范蠡和西施之间深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当此绝世美女，越王勾践显然也动了心，但他乃“鸟喙”之人，“鸟喙”者，按相术，上唇主情，下唇主欲，上唇覆盖下唇，情压住了欲，所以才可在艰难中成就一番事业。作为对范蠡的奖赏，越王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于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
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专制统治的铁律开始发生作用。但是勾践又不能明着来，毕竟，范蠡身后还有一个强援—计然；相对于范蠡，勾践更害怕这个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人。于是，勾践使了一招毒计：我不明着杀你，我杀你最心爱的人。西施鸱夷沉江。
勾践舍不得杀西施吗？不，西施死了，他还可以把郑旦据为己有。但是范蠡就不一样了。范蠡心如死灰，一霎间消灭了所有的雄心壮志。要复仇吗？西施已不能复生。况且越王有恃无恐，灭吴的强大军队还等着称霸天下呢。
范蠡出走，万念俱灰，连妻子都不顾了，俱被勾践杀戮。范蠡浮舟临江，自号“鸱夷子皮”，自此之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范蠡……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遂成一方巨富。齐国的相，还做它干吗？从此与政治绝缘。
【沉江】范蠡和西施（3）
可是且慢—比吴越故事早二百余年的管仲所著《管子·小称》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原来那时已经有艳名播于天下的美人西施了，而且西施也成了美人的通称。那么，那个西施又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1）
鲁迅是一切塔式、墙式地上建筑的仇恨者；如同欣幸于雷峰塔的倒掉一样，鲁迅于1925年间切齿地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八十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稳稳地矗立在北中国的苍茫暮色之中，龙脊龙脉，添砖加瓦，为GDP贡献百分点，为意淫者贡献“太空可见”的神话。
在一片“伟大”的赞誉声中，诅咒者的声音总是显得那么单薄，寂寥。两千多年前，第一位诅咒者现身了，她就是孟姜女。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从而使这一传奇成为中国史上最经典的传说之一。但是，传统语意中长城的功用乃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此一定位部分抵消了孟姜女对长城修建过程中劳民伤财的指控，国家安全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据顾颉刚考证，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伐莒国，大将杞梁被莒国俘获，“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杞梁又名杞殖。杞梁之妻义正词严地谴责齐侯在城外吊唁杞梁，不合礼节。汉代刘向编著的《列女传》增添了“哭城”的情节：“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而她亦“赴淄水而死”。
杞梁，就是后世“孟姜女哭长城”传说中孟姜女丈夫万喜良的姓名来源；而孟姜女，在任何一部史籍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之中。而且显然，孟姜女故事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演化，才定型为今天耳熟能详的面貌。
民间传说为什么单单把孟姜女故事放置在秦始皇时期？权威的说法是民众无法忍受秦始皇为修建长城横征暴敛，遂虚构了一个丈夫被征为民工的民女，又把杞梁之妻哭城的情节移植过来，作为对秦始皇的血泪控诉。而在我看来，此说大为可疑，内中牵扯到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长城的修建及其功能。
《史记·匈奴列传》载：“因边山险巉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长城并非秦始皇始建，而是统一六国后，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了起来—是谓“可缮者治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是一句极其重要的记载。前此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又使蒙恬渡河……筑亭障以逐戎人。”蒙恬出兵的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长城，一直到达了阴山，而且设置了三十四个县，迁徙罪人驻守。在如此富有成效的占据之下，匈奴不堪压力，远远避让到了北边的蒙古高原。终秦一朝，匈奴始终被压缩在上述地域。而后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却又筑长城。值得注意的是，筑长城的主力军是“治狱吏不直者”—不公正的治狱的官吏们，而并非通常以为的从民间强行征召的民工！
如此，则孟姜女的身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孟姜女不可能是民女。
别小看了“孟姜女”这三个字，这是一个信息含量非常丰富的名字。孟姜女并非姓孟，而是姓姜。孟者，长也，孟仲叔季排行中的老大；姜者，齐也，齐国的国姓，也是孟姜女的姓。孟姜女即齐国的长女之意。什么叫“齐国的长女”？如同皇帝称为“天子”，继承皇位的必是长子；长子的大女儿才能称为一国的长女，一国的长女非公主莫属，只有公主才能称为长女。孟姜女毫无疑问是亡国前齐国的公主。在漫长的故事流变过程中，公主的名字已经漫漶不清，怀念她的民间就用“孟姜女”这个高度凝练的名字指代公主。
秦始皇灭六国，虽然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赞誉为统一的不世之功，但六国之人却和他们的感受不同，他们身怀着亡国—也许还有亡家，亡命—之痛。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拼死也要击杀秦始皇，使秦始皇胆战心惊地“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即使在统治稳固的二十九年（前218年），还有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