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 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成功，将兵力直指广西，也引动广东日本二十三军跃跃欲试，以免功劳全被十一军给抢走。二十三军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进，攻克广西的梧州。这样一来，日军即将对广西发动两路夹击，广西作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果然日军的胜利更增加了日军大本营的信心。大本营继续动员军力加入第六方面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关东军调来三七师团，二十八日又将二十军、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同时还从日本本土调来第四七师团，全都纳入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日军大本营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准备继续在华南，进行孤注一掷的战略延伸作战了。问题是，以全面的战略部署而言，日军大本营在此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日本的本土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军必须要加强巩固接近本土决战的地缘战力，万不应该把最后可以运用的力量，陷在远离本土的华南。何况苏联的威胁已经日益明显，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占领，或是中国东北受到苏联的攻入，日军主力却集结在遥远的华南，怎能对于整体战局发生任何的用处？但是当时日本急于需要更多“胜利”的消息来支撑，顾不了这种战略上重大的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南，进行远离本土的广西决战之时，中国也正陷在抗战时间，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由于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中国无法及时作出各种兵力安排与迎战的布署。各个部队指挥官，观望蒋介石是否会交出权力，重庆的命令当然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这种在作战生死关头，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指挥后勤系统的错乱，造成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北起黄河、南到粤江，全都遭到日军重创。美军在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同样也遭到日军极大的破坏。中国在遭到这一连串的重大军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经出现经济严重困境的后方社会人心，产生了整体意志动摇的不安，因而影响到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更是恶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也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不但延安与重庆之间势同水火，此时八路军更是拥兵不战，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来“召安”。共军利用日军大量南下，击破国民政府军队的有利时机，尽量扩大自己在黄河与淮河一带的兵力与地盘（而不是对抽空的日军占领区发动果断的攻势以牵制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与蒋介石之间，也发生了忠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与夺权斗争也在运作之中，因此造成华军对日作战战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日军调整好新的指挥架构，开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及多路夹击广西的作战之时，中国方面却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复杂权力斗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史迪威对蒋介石夺权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云南的龙云开始有准备自立的动作试探，军事参议院议长李济琛更是直接与美国的桂林领事馆联络，声称只要美国政府支持他，他将准备联合西南各省的军事将领，共同“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组织一个亲美的西南联省政府。史迪威开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试探他们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没有正面回应）。
此时作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参谋长何应钦，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更加小心控制兵员与补给，他不敢充分补充忠诚受到怀疑之将领的部队，特别是在前线御敌的薛岳与张发奎部。因为何应钦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参加响应反蒋介石的政治运动。因此在这个中日最后决战的前夕，在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前线，都是陷入一团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根本没有拟定任何可行的战略，以进行军力的准备，因应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波攻势。对负责指挥一号作战华南攻势的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冈村宁次而言，日军进攻广西的战略目标，是放在攻占美军在广西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歼灭中国在华南地区的野战军，这是第六方面军发动广西会战的主要作战任务目标。至于与南方军会师，打通大陆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为在盟国空军取得压倒性优势，以及中国沿途都有游击队破坏的情况下，日军根本缺乏陆路的运输工具，也无法有效维持陆上全线的交通安全。因此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陆走廊”，是不可能发挥实质的运输功能。冈村宁次对于广西会战，是设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势，他令兵力最强的第十一军横山勇，由湖南经湘桂走廊，由东北向西南发动主力攻击，先攻克桂林之后，再迅速将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应围歼中国在广西的野战军主力。而在广东的二十三军，则是沿着西江，由东向西前进，负责进攻柳州，这样日本的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的广西会师，即可攻占桂林与柳州的美军基地，又可夹击与歼灭华军野战军在华南最后的主力。同时为了分散中国守军战线的兵力，冈村宁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岛的日军，协调在越南北部的日军，对广西南部进行同步进攻。所以华军第四战区的张发奎部，就处在一个多面包围的状况之中，但自己又没有生力军可以调派。华军在广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就难逃失败的结果。
35。2 日军作战的内部冲突
不料日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竟然有着更为旺盛的抢功企图，他觉得自从日军发动湖南作战以来，十一军的战功，已经成为日本全国军民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断然决定，要将攻占桂林与柳州的光荣，全都由自己“包办”，而造成了十一军公然的抗命事件，日军因此无法在广西围歼华军剩余的主力。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战争”，显示出当时日军指挥系统各自为政的危机结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军终于发动多面夹击的广西会战。十一军从湘桂走廊出击，进攻桂林；二十三军（田中久一中将）则是沿西江推进，目标是柳州；从雷州半岛的日军越过十万大山进攻南宁，及从越南出动的日军部队，攻击镇南关。这时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内战”才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确定他的指挥权，美军将领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最混乱与危亡的时刻，匆促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魏所面对的，是信心动摇与士气耗竭的华军部队，以及残破与溃败的中国战局。“东京玫瑰”还直接广播：“欢迎魏德迈上任送死，假如魏德迈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还有机会在当年十一月底吃感恩节大餐的话，地点应该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长期以来对日军造成最大伤害的第九战区薛岳的余部，在长衡会战之后，早已残破不堪，因为忠贞遭到怀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编待命，而没有进入广西布署。只有杨森的部队退入广西（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薛岳与张发奎联军反蒋），张发奎的部队也在支持衡阳会战时遭到严重损失，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整补。因此面对日军多面的攻击，第四战区可以说是完全无力招架，美军只有设法破坏在桂林与柳州的空军基地与设施后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广西一直是抗日大后方的地区，因此极多的学生、军眷、与公务员集中在此。日军一旦攻到，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后方进行盲目的逃离。因此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拥挤与运输的困难。这一幅幅人民颠沛流离与无助的景象，严重的动摇了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心士气，当然也成为盟国与西方新闻传媒的笑柄。这些大量无助的逃离民众，也经常影响军队的运动与补给运输的顺畅，更加深了士气动摇的严重问题。这时候横山勇的日本十一军，以六个师团，沿湘桂走廊猛攻华军阵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首先击破兵力薄弱的华军战线，十一月八日，日军重兵包围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战之桂军的重镇，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经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时军心离散与人心思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防守，而发挥强劲的抵抗与反击。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横山另外派两个师团的兵力，越过桂林外围阵地，直扑柳州，企图抢在二十三军之林与柳州的两大重镇。横山勇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与进攻柳州的二十三军，合围中国第四战区的野战军。这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眼见十一军贪功抗命，破坏日军夹击华军主力的作战计划，急电十一军不得擅自抢攻柳州，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的战功，主导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因此竟然大胆决定抗命，坚持由十一军同时急攻桂、柳两个重镇，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军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冈村宁次干脆断然下令，将十一军围攻柳州的第三与十三师团，改隶二十三军指挥。不过，此时日本的二十三军，刚好又遭到张发奎部队，在桂平发动的反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一时之间，无法即时进入攻击柳州的战线。十一军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借口，因为准备改隶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长期以来都是十一军的子弟兵，师团长与横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借口当时军情紧急，通讯联络不便等理由，拒绝接受改隶的命令，仍然听从十一军的调度。结果当然是由十一军的横山勇指挥，顺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军同时攻下桂林与柳州两个主要的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却因此没有完成包围第四战区华军主力的作战构想。这时二十三军也与越南入侵的日军，分别在广西的南宁附近完成会师，日本终于打通了大陆走廊。横山眼见华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乱象，广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动的难民，以及失去组织建制掌控的华军，因此决心继续发动追击扫荡。横山断然下令攻占柳州的日军，设法沿着桂黔铁路继续强袭贵州，以扩大对华军的打击。十一军这种近乎不顾一切的旺盛攻击精神，驱动日军进行马不停蹄的攻势，果然造成第四战区华军残部的士气更严重的耗竭。日本的骑兵部队，一直沿路强攻贵州，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日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地，驱赶中国的难民与败兵一路逃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的前锋打到贵阳的外围独山，中国的军心士气，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连自重庆撤退的提议，都已被正式的提出讨论了。
35。3 紧急驰援独山阻挡日军攻势
不过，蒋介石这时已经从“史迪威恶梦”中清醒，他坚持与重庆共存亡，以安定人心，并且从西北地区，抽调防共的部队南下，准备在贵州迎击日军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则一路协助华军，炸毁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以迟滞日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不过在事实上，日军的强攻贵州，原是横山勇个人的独断作为，主要是一个乘势扩大战果而为的强攻，对于这种深入攻击，日军并未有事先的战略安排与后勤补给，来支持部队深入云贵高原地带作战。至于立刻进攻重庆，更是没有这个准备与能力。此时陈纳德得到魏德迈全力的信任与支持，终于能够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