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溢美之辞。胡老师的课侧重文学，似乎电影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然而每放电影，则必不流俗而往往惊人。我记得课上总是有同学听讲课时津津有味，放电影时则中途离席，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播放《露西亚的情人》、《键》和《玫瑰的名字》时，它们或偏激或艰涩，甚或荒诞。然而胡续冬的口味难以琢磨，却让人上瘾。
前几天看电视，换台的时候竟然看见胡续冬，主持教育台的一档节目，和几个小剧场话剧导演在讨论校园话剧创作的话题，颇为自如。想起某一年的未名诗歌节上，他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参加，还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席间与众位诗人相谈甚欢。几周前，在《新京报》上甚至还看到了他的《芙蓉姐姐与喜剧暴力》。他同时还是现代音乐社摇滚青年们的辅导老师。胡续冬不是仅仅属于电影的。
〉〉张中秋
哲学系老师，研究美学，开的课叫《艺术与人生》。张中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她是齐豫，或者三毛、潘越云，总之，都是有着流浪艺术家气质的女性，她优雅，然而不失理性。在我印象里她卷发，穿一件深色大衬衣或者毛衣，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不太记得她抽不抽烟，也许应该是抽的。她主要讲美学，但是爱电影，每堂课总会以一场或者半场电影结束。有时候还会请一些非主流导演过来放他们的片子。然而又不全是这样。她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她会请朋友过来讲摄影，或者音乐，看得出来他们保持着怎样默契的关系。但是我想，她最爱的还是电影。每当电影开场，她总会站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里，有时候，就站在我旁边，一起静静看完。然后我看到，也许已经看过太多次这部电影的她，仍然有眼泪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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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电影课（2）
张老师的课有与众不同的考试方式—跟她聊一次天，告诉她对你自己重要的经历。我考试的那天，在我前面的一个维族同学跟她讲了对一个维族歌手的无比喜爱，而我则说了在迷笛摇滚音乐节的见闻。她很认真地听，做记录，提她感兴趣的问题，然后问我能不能把当时拍的照片发电子邮件给她。我自然很乐意，甚至每当我想要倾诉的时候，仍然会想起她来。
写了这么些，突然想到张元的一句话：“生活很悲痛，但电影很幸福。”毕业了，逐渐开始在琐事中体察生活的悲痛，然而幸好住得离北大不远，幸好北大是爱影者的乐园，幸好……仍然有这些老师，这些课在联播幸福。
万柳……燕园（1）
梁心
来到北大，不管对谁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对我来说，严格讲来，每天都必须面对一次“来到北大”的心理转换。因为我们不是住在传统意义上的“百年名校”北大校内，即所谓的“燕园”；而被安排在了一个传说中的富人区里面的一圈公寓楼，所谓“北京大学万柳学区”是也，简称“万柳”。截至2004－2005学年，每天约有30来辆车往来于其间。我们就依靠着它们和物理意义上的北大发生着关系。
当我得知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有些尴尬的方式继续学习的时候，但很快也就释然了。毕竟，保持距离，是来到一个新地方应当采取的安全姿态。而我也更情愿先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开始。又不是小孩子，没那么容易很快的投入了。来到“北大”（自然是指包括了燕园，万柳，以及传说中的昌平和深圳的某处的精神的北大了）之前，太多的东西已经养成。没有办法，绝无可能再像四年前，我仿佛是一个无性小生命那样，毫无瑕疵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都是新生，我却跟那群意气风发的刚经过高考的孩子们完全不一样。年龄上的差别尚在其次。我想“新生”是一种一去不复的经历，是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不重要。
然后就懒懒地开始了每天从万柳到燕园再回到万柳的生活。
出门，乘电梯下楼，然后就总能看见几个一样要乘校车的人。总有人紧张，见司机已经在车上就会紧走几步，甚或跑了起来。总归要到了车上才比较安心。也有可能，出了大门才发现一堆人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引颈望司机，司机则总是千呼百盼不出来。司机不来，车门不开；车门不开，位置就还不固定，于是一切都有可能，便有了隐隐的刺激。得风气之先者认出了司机，就能预流，但也未必每次都灵。有时司机径直上车，却将车开到大家等待的地方才开门。这样那些自以为聪明灵动的预流者就从先进变成后进，只能站着。
如果已经有足够的人在等了，开门那一刻实在是很精彩的。但因为从万柳到北大和从北大到万柳是对等的，而从北大到万柳的景象更为令人叹为观止，所以就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讲吧。
也有司机早早打开车门，然后就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分别择位而坐。这样比较无趣。尤其是在一个不早不晚的时间上车却又发现一个坐位也没有了，—注意，是坐位，因为被我们看重的是能“坐”—实在让人乘之无味。我跟同学曾经尝试为了坐位而刻意去等下一辆车，但这也只有在某些五分钟就有一班车的时候才好实行。当然，在某些时候，能挤上车就已经很不错的时候，“坐位”就成了奢望。不过，校车毕竟是校车，就算再挤，至少不用担心小偷，就算脸贴在人家书包上，也就一站而已。大家都默默地忍受着。
终于，到了北大。
北大自然是个读书的地方。有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一般说来，北大的师资应该是最强的，藏书应该是最多的，自然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尤其，虽然我们刚来到北大不到24小时，长住这里的人并不排外，常常提醒我们“北大”的身份。小贩们会卖着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水杯、T恤、笔记本，要买一支廉价而没有印着“北京大学”的钢笔竟然不可得。如果有苹果上象印着“寿”字一样的印上了“北京大学”，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又比如，我们常常被告知某些事“尤其不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做的”—幸亏少有要求我们的说有什么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去做的。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有些惶恐，惟恐人家看出来我是刚刚来到北大的，而且还是朝秦暮楚，晚上还要回去。
不过，记得只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低着头，仿佛在念讲义，又仿佛在跟随脑中某个还不甚清楚的念头，不知怎的就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时，仿佛已经不在北大，在某个抽象，而且超越的世界，洁净而空旷。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北大的衍生物，让我忘记了我是来到了北大。
我只是来读书的。如此而已。
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时间慢慢走过。时间缓慢得甚至有了些优雅。优美，而且从容。书的世界总是好过真实的世界。
然后就又要从燕园到万柳的旅程。有的人总是匆匆忙忙走到等车的地方，目不斜视；也有人像逛街一样走过路上的各种小摊点。一般说来，校车不会太早的停在那里，这更加需要耐心的等待。曾经一个下雨天，校车迟到30分钟，或者40分钟吧。但一般，也就迟到三四分钟而已，还能忍受。我已经预告过，当一大堆人终于等到珊珊迟来的校车时，那种景象是值得一看的。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校车上，并且就已经开始揣测停车的位置，以能尽快上车找到一个坐位。面对人群，司机或者售票员冷静的叫着“往后退往后退”，甚至还可能抛在人群，开到稍远的地方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奔跑的人流，颇为壮观。但这种时候毕竟是不多的，司机也需承担人们的抱怨。总之，当车停下来的时候，能否坐到位置其实就已经尘埃落定，无甚悬念。我想，在平日，是很难看到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此疯狂的，全无风度地跑动。常常会忍不住好笑。宽容点想来，大家好像都恢复了童心，能坐到一个位置，似乎真的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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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柳……燕园（2）
就算你有幸离车门很近，开门那一刻也一定要立定脚跟，否则很可能一下子被人流不知道挤到哪里去。但一般，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尚无什么悲剧发生。而且，上车以后一般都能看准位置，迅速坐下—这也算是个人生哲理了。这种时候是需要眼疾手快了，那种挑挑拣拣的人，犹豫一下，就无位可坐了。相反，如果倒霉离车门很远，别说了，能有个地方站稳并且抓住扶手就已经很好了。总之，也就那么十来分钟的路程，还抱怨什么，回到万柳，就结束了。
然后，时间再次缓慢了下来。在万柳。
我在北大的第二个家
李笑己
在北大生活已三年，我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在这里，有我第二个家。”这个家，就是山鹰社。这里，有家的温暖，有兄弟姐妹的关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无私的关怀和奉献。
“以前有一群人，他们很喜欢跑到郊外的荒山野岭，在宁静无人的野地里仰望太阳月亮星星，在高峻的山岭上不顾忌地迎受大风的吹拂，大声号叫，在陡峭的岩壁上精疲力竭地攀爬，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他们很喜欢，于是常常去。后来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家聚到一起，于是成立了一个社团，因为一个组织可以做得更好，更安全。“这，就是山鹰社”。
我和山鹰，完完全全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山鹰社，一个校园里充满了各种评说的社团，她似乎是有点遥远如梦般不可及的—就像她的活动：攀岩，西藏，雪山；这一切，都是我梦里追寻却不曾想到会实现的东西。于是，当我怀着那些关于雪山的梦想，踌躇地在三角地招新的摊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心潮彭湃。
从此以后，书本不再是生活的惟一。每周二、四晚的训练，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跑圈，高喊“存鹰之心，志在高远”，把梦想放在遥远而美丽的雪山。每天下午，一体的岩壁，都会有我们勤奋练习攀岩的身影。努力向上，脱落，再努力……在我们眼中，超越极限成为目标。我们“痛并快乐着”。肉体的伤痛，劳累，并不能打垮我们；咬咬牙，努力向上爬。每周末，我们背着包去野外，拥抱大自然；大饼加辣酱，就是我们的食粮。体验与朋友生死与共，体验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洗涤城市的繁华与世俗，我们去寻找内心涌动着的人类的冲动。这，便是我们的生活。
怀着对雪山深深的眷恋来到山鹰社，我慢慢体会到，这里吸引我的，并不仅仅是遥远的雪山，更多的，是对极限的追求和突破，是与朋友生死与共心灵相通的美好，让我们把彼此的心都交给了这里。
刚进山鹰社不久，我就进了攀岩队；在攀岩队里，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攀岩，掌握技术。还记得那一年里。曾经弱小的我们，跟着老队员一起做素质训练，从只能做几个俯卧撑练起，到能拉起引体，到被戏称“暴力女生”。我们的手被磨出水泡，手掌变得粗糙不已。我们总会不小心磕伤一点点小地方，但从没有人喊过苦。每天晚上训练下来，胳膊早已累得没有感觉；第二天起来时，全身酸疼。但是，没有人喊苦，我们只是继续练。我们以“鸡腿”作奖励，能拉体引体的女生将可以得到队长的奖励。于是，我和另一个女队员相互鼓励着，期盼有一天能有机会得到奖励。岩壁上，我们学基本功，开始往上爬。我们互相定线，过线，登顶。生活，在超越和欢声笑语中度过。那是激情澎湃的生活，那是有梦的生活。体验温柔的抓点的感觉，连走路也在思考每个难点；每次往上多爬一点点，都兴奋得跳起来，为自己的进步而格外开心。在竞技中，我们的技术大涨，我们的友谊也随之大涨。夏天里最开心的，就是训练完后围着吃西瓜聊天的时刻。现在想想，那是我在北大生活中最最快乐的时光。
初夏的六月，期末考试刚结束，依依不舍地送走去西藏登山科考的兄弟姐妹们。一年来，不管是攀岩还是野外，或者只是平时的生活，彼此结下了深深的友谊。此时此刻，他们要离开整整一个月，到遥远的西藏，梦中的地方，去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当火车徐徐开走的那一刻，心像被揪着一样，就像送亲人远去流浪，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心总会很是挂念。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又一次唱起社歌，歌声回荡在一体操场，如此宁静的夏夜；我躺在岩壁底，仰望岩壁顶，那个梦想所在的地方。心里想到圣洁的拉萨，西域雪山；想到我的朋友们。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追梦的过程。因为追梦，来到北大，来到数学的王国；因为追梦，来到山鹰社，梦想岩壁顶的那一天，梦想雪山顶上留下我幸福的眼泪。
加洲梦（1）
李亚楠
California Dreaming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d be safe and warm， if I was in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第一次听这首The Mamas&The Papas的“California Dreaming”是在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里，王菲出场的时候这首歌播得震天动地，她神情恍惚地躲在这首歌中静静地打量梁朝伟。我当时听不清歌词，只觉得她讲的是一个因为爱情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女孩的一个像玻璃一样透明的梦。
真正懂得它的歌词是在上大学以后。
那个非典肆虐过后的夏天，七月，我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八月，我觉得自己像在天堂一样快乐；九月，报到，入学。两个星期后，校医院的医生通知我，我的肾脏检查出有问题，并委婉地暗示我可能存在的危险。
我曾经无数次憧憬过大学生活，没想到的是，它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更没想到，上大学后，我思考的第一问题竟然是，我离死亡还有多远。在那段奔波在各个医院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我突然发现这是一首很冷酷的歌，是一个人在冬天里对于阳光的梦想。而我，也在像冬天的人渴望阳光一样渴望着生命。我暗暗地算计过很多次，我还能见到多少次冬天的阳光。
终于做完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终于等到医生向我解释那只是很小的状况，并且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在良好的生活习惯下我还可以健康地活很多年。我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被判死刑万念俱灰而突然获得缓刑的特赦的囚犯可以仿佛一二。在确定自己可以继续活着以后，我才开始确定我真的走进了北大。
和很多人一起我接受了北大给我们的一切，，接受了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三教四教理教，接受了上课写论文考试熬夜的生活，接受了学一的冬菜包，西门外的考鸡翅，接受了在BBS上潜水灌水；接受了人人张口闭口必谈的郁闷，愤特（faint）。一切开始理所应当，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理所应当走在校园里，理所应当上课或撬课，理所应当地刻苦或轻松。我就应该这样理所应当地度过四年。
很久没有再听California Dreaming，而我那极具戏剧化的大学生活的开始，好象只是死神偶尔送错了秋波。
再次听到它是在重看电影《阿甘正传》的时候，影片中出现这首歌的旋律，阿甘正在越南的战场上写信给詹妮。智障的阿甘也在像渴望阳光一样渴望爱情和生命。那我呢，我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