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总体战略中这一关键阶段的胜利，俊六给这个本来就已指挥5个师团的军又增调来4个师团，加之配属炮兵、航空兵，兵力达到20万以上，这在一个军司令官的指挥权限中是没有先例的。大本营又特地将精通谋略的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大佐派到11军任高参，协助横山勇指挥作战。岛贯深知责任重大，来11军报到前在大本营详细研究了历次湖南作战的资料，征询负责过湖南作战的大本营官员的意见，待飞往汉口报到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可行的迂回进攻长沙的腹案，并在与横山勇交谈时一拍即合。岛贯报到前，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太郎曾根据“一号作战”总意图制定过一个实施方案，但被大本营否决，岛贯到任后数天中又制定了一个方案。因怕失密，他亲自携带方案飞回本土汇报，几天后返回，下飞机后对横山勇说的第一句话是：“成功了。”
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横山勇绞尽脑汁地隐蔽意图秘密调动兵力。他将5个师团摆在一线，3个师团摆在二线，另有一个师团做总预备队。部署就绪后，横山勇向俊六辞行，带军指挥部到湘鄂边境的湖北蒲圻就近指挥。
行前，俊六紧握着横山勇的手，竟久久没有说出话来。横山勇感觉到，那只已经苍老的手在颤抖。
同兵力强大又如哀兵般为本土安危和战争胜负而焦虑的日军将领们相反，此时九战区的将军们却一身轻松。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薛岳颂歌盈耳。1942年1月至1944年初两年中，除了协助六战区进行常德会战，九战区范围内没有大的战争。常德会战中战场距九战区辖地近在咫尺，有位姓路的高参曾劝薛岳做些防范，以免日军转头攻来时陷于被动，薛岳却说：“怎么，你认为倭寇还愿意再领教一次‘天炉战法’吗？”那次，日军果然没有来。收复常德后九战区庆功，薛岳在宴会上拿这件事打趣，非罚那位路高参喝酒。
胜利是一杯美酒，但美酒喝多了也能让人昏迷。有人说，那位爱看地图的长官，第三次湘北大捷后看地图时间少多了。
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也是打了胜仗后闲得难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起来，写了一份关于加强亚洲作战的意见书。他精辟分析了亚洲战场局势及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指出加强在亚洲作战强度的意义与可能，并提出具体的作战构想。文章写完后他着实地自我愉悦了一番，然后通过在外交部工作的连襟兄弟，不久还真的转到了大洋彼岸那座白色建筑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办公桌上。罗斯福一向从谏如流，此时也认真看完文章的译稿，认为确有可取之处，复电向吴逸志表示感谢和赞赏，并告诉他已将那份宝贵的文件转交有关部门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参考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胜利与失败，在战前已经决定（2）
吴逸志见美国总统来电赞赏，自然美得合不上嘴，他发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事情经过，心想加强亚洲战略有利中国抗战早日胜利，蒋介石当然也会高兴。没想到蒋见电后即大发雷霆，下令免去他战区参谋长职务，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查办！
原来正值蒋与罗斯福派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破裂，这时正在实施赶走史的计划，他岂容中国将领背着他与美国总统来往？
偷鸡不成蚀把米，马屁拍到蹄子上。在薛岳再三周旋下，未交军法部门，只免职了事，吴逸志自认倒霉，请长假回老家悔恨，薛岳举荐亲信参谋处长赵子立出任战区参谋长。
赵子立时年36岁，却已扛上中将军衔，本该全身心投入军事，研究形势和敌情，但九战区居功自傲成风，赵也无法免俗。他无所事事，便写诗填词，整天之乎者也、平平仄仄。战区副长官王缵绪是前清秀才，八股功底扎实，赵将自己的诗词集《一峰吟草》送上指点，二人切切磋磋，好不愉快！
5月6日，军委会电告薛岳：“近日收获日军将进攻长沙并南攻株洲与衡阳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
对这一重要提示与要求，薛岳竟置之不理。
尽管日军较好地隐蔽了作战意图，兵力调动组织得也极秘密，但我国军民仍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5月11日，九战区情报系统将湘北日军数量增多、日军在长江沿岸到处抓夫，日占领区水陆交通格外繁忙等情况汇集起来，由接替赵子立任战区参谋处长的林方策写出一份书面报告。林方策综合情报分析判断：日军在短期内要进攻长沙。
报告上呈后，赵子立提醒薛岳加强防范。薛岳认为，日军现在作战重点在太平洋，无暇顾及中国内陆，再说第三次长沙会战他们吃了亏，不敢轻易进攻长沙。至于抓夫——大概是到南洋当苦力吧？
既然长官这样认为，参谋长又何必再自寻烦恼？赵子立乐不得依旧每天咬文嚼字，附庸风雅。
5月18日，日军大部队在以岳阳为中心的九战区正面全面集结，舰船如梭、车辆盈路、征尘遮日，进攻意图已经隐蔽不了，大战在即。林方策再次严辞上书薛岳，指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日军在正面有5个师团番号，还配属纵深部队，这是一次巨大规模进攻的明显信号，再不能麻痹坐视了！
薛岳这时才如梦初醒。他一面慌忙向军委会上报敌情，要求调邻近战区部队来湖南御敌，一面号令九战区各部队行动起来准备作战。当时担任长沙城防的是第4军，命令传到军部时，司令部竟然找不到军长张德能。因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不得不四处寻问，最后从贴身卫士处得知，张军长正在热恋一位从上海逃难到长沙的女演员，二人频频在城内一处旅馆内相会，张还吩咐卫士保密，不准人来打扰，气得司令部一干人骂娘。
5月21日，蒋介石授权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桂林行营统一组织四、七、六、九战区粉碎日军此次进攻。白崇禧根据日军兵力众多，很难在短时间、小空间内战胜的情况，提出放开战场，逐次抵抗，在广西桂林一带进行决战。从后来战局发展的情况来分析，这个设想是客观的。
但薛岳却坚决反对。他把放开战场说成是白崇禧让九战区部队去为他的老家看大门。他力主运用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天炉战法”，仍以长沙、浏阳为中心与日军决战，再现第三次长沙大捷。
当时蒋介石也并没有掌握日军在湖南进攻的真实战略意图，在薛岳力争之下，同意了九战区作战方案，并调拨三战区丁沿磐26军、六战区彭位仁73军、施中诚74军、王甲本79军、李天霞100军及四战区黎行恕46军、七战区黄涛62军共7个主力军归九战区指挥。薛岳将所有归九战区指挥的部队基本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布局分别部署，令张德能第4军坚守长沙，以衡阳附近的方先觉第10军为总预备队。
号令既出，数十万中国军人打起背包扛起枪，乘着军车或排着队列，高唱军歌从各自驻扎地奔赴战场。5月，三湘大地一季新稻刚栽完秧苗，烟雨笼罩着无边的绿色丘陵、山岗和农田。在无比熟悉的景色和气息中走向战场，走向流血和死亡，对于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中国军人来说，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1944年5月26日，横山勇在蒲圻作战指挥部以最新启用的无线电密码向驻在汉口11军司令部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报告：各部队均到达指定位置，进攻作战准备全部就绪，原定发起攻击时间5月27日不变。
俊六复电：“铭记光荣。”
只有日军高级将领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1905年5月27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大海战中全歼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铭记下日本民族在战争中的光荣，这是俊六大将选择这一天进攻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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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踏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向前推进（1）
日本战史中对指挥这场大规模进攻作战的11军指挥部有一段记载，不知是否有助于缩短现实和想像的距离。
“湖南、湖北的天气概况，正如军气象预报的那样：‘连续阴天，时有小雨。’这对11军作战的推进无甚妨碍。水稻刚插过秧，幼苗约15厘米，尚未扎根，在掠过水面的微风里软弱无力地摇摆着。所有水田都已栽完，这可能是农民们感到时间紧迫而出于本能的表现。”
“第11军战斗司令部以作战室为中心，分散在山谷间的坡道上间隔50到100米的农民家里。只利用无线电通讯进行上下联系和指挥，设备极其简陋。参谋和各部的主管人员都去到所管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因而这里十分寂静，只有负责搜索和联络的单引擎飞机不太强烈的轰鸣声打破初夏芳香的空气……”
然而就是在这飘着初夏田野芳香气息的寂静山谷，一道道作战命令化作电波直达一支支日军部队，再变成一次次雷电轰鸣、血火交织的战斗行动。
5月27日，日军分三路向南突进。东路第3、13师团，于清晨由通城向南压过来；新墙河正面第68、116师团为中路，于中午开始突破这条抗战名河；西路40师团则于黄昏开始跨越长江、洞庭湖沼泽水网，直插汨水。
日军以各路进攻时间的差异使攻击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斜面，将当面的中国军队向西压。而日本海军第2舰队的大批轻型舰船装载着两个步兵联队于27日午夜出岳阳驶往营田，准备在这里登陆后切断一线中国守军退路。进攻开始后，日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猛烈突击，而是稳扎稳打，不快不慢地向南推，一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的姿态。
但就在看似并不匆忙的28、29日两天，防守新墙河一线的杨汉域20军被正面突破新墙河的日军和由通城方向杀过来的日军包围起来。30日晨，横山勇命令：围歼20军！
30日，那些不紧不忙的日军突然闪电般猛烈攻击被围困在关王桥至平江之间的20军部队。军长杨汉域率军部跟随在该军两个主力师之一的新20师之内，他指挥133、新20两师互相配合，从日军包围圈中冲开一个缺口，苦战至下午4时，军部和新20师向南突围出去，而133师却在平江一带山地被日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20军司令部、27集团军司令部、九战区通信站，几部电台频频呼叫着133师代号，茫茫天宇中，没有一丝回答……
6月2日清晨，细雨霏霏。赵子立一脸倦意地走出设置于岳麓山顶的九战区作战指挥部作战室。他面朝雾气苍茫的长沙市区方向站立，深深地呼吸几口山间湿润清凉的空气，却仍然感觉不到一丝轻松。
战区指挥部于28日组成，薛岳带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挥部的大部分参谋人员，又来到那次设置指挥部的地方。但仅过了两天，人们就都感觉出这一次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仅从日军投入兵力看，仗就不好打。30日，20军遭日军围歼，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日军不慌不忙地一边前进一边让民夫修公路。汽车拖着重型火炮随部队前进，协助步兵进攻汨罗江第二道防线。由于重型火炮的投入，汨罗一线防守也迅速瓦解，加之日军在营田登陆成功，第二线部队只能向后退而无法像上次长沙会战那样向两边靠，以免遭包围。
赵子立感到，九战区那个建立在对上一次胜利回味基础上的作战方案从开始就是一张废纸，在这时就更谈不上力挽狂澜于既倒了。
日军踏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向前推进（2）
6月1日下午，赵子立一肚子话要找薛岳说，仗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打下去，总得拿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嘛！
敲开薛岳的房门，却见长官在收拾文件和个人物品。不待赵子立开口，薛岳说：“噢，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晚饭之后，竟乘车下山，到耒阳九战区长官部的后撤地点去了。
倒不是赵子立没有指挥能力和怕承担责任，战局糊里糊涂发展到如此被动的地步，总该有个交待、有个安排吧？
赵子立在作战室紧张工作，一夜未眠，从目前敌我双方形势中，他看到了十分不祥的征兆。在沉重的心情中，他小心操持，注视着战局进一步的发展。
6月3日，蒋介石终于从日军在战略全局的动向中悟出了这次湘北作战的意义，军委会要员们无不为之震惊。蒋从重庆发电报给薛岳，命令张德能第4军死守长沙，王泽浚44军死守浏阳，鲁道源58军死守醴陵，方先觉第10军死守衡阳，同时组织现有兵力与日军决战。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良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
6月9日清晨，经过几天紧张调动的58、72、20三个军对进至浏阳一带的东路日军第3和13师团进行包围攻击。仗打到黄昏，战局转变成日军突破58军阵地解除包围，13师团挡住几路对手，第3师团反将58军主力183师包围。183师浴血苦战突围，师长余建勋中弹负伤，全师突出重围时伤亡惨重。
13日，东路日军直扑浏阳县城，王泽浚率44军拼死防守。中午，日机将城区炸起大火，日军乘乱突入，两军激烈巷战至晚，日军得手。王泽浚无力回天，率伤亡惨重的残部突出重围，浏阳失守。
三路日军中，东路和中路虽经激战但进展顺利，只有西路40师团在进至益阳和宁乡时受到王耀武24集团军所辖73、74、79、100军部队的奋勇抗击，使日军无法再向前推进。直到其他方向尽为日军攻占，这几支部队才奉命撤退。
当长沙以北广阔战场中日两军浴血苦战时，长沙城内却在进行着另一场“战争”。
长沙保卫战迫近，身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的作战部署却受到第4军军长张德能的抵制。张德能是现任第四战区长官的民国著名将领张发奎的侄子，平时骄横，没有几人在他眼中，薛岳离开长沙后他自作主张，沿用上次会战第10军的守城部署甚至于那时留下来的工事。赵子立大动肝火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后来回忆说：
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在东西两线作战对我不利，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不同，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防御线来迟滞消耗日军，以利于尔后的衡阳决战，不应死守，但受命守长沙的第4军以两个师守长沙，一个师守岳麓山。我不同意，认为应以一个师守长沙，两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失守，长沙难保，守住了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我命令第4军调整部署，张德能打电话给我说：“长官走时，未让我归你指挥。长官让我把两个师放在长沙，一个师放在岳麓山，我不敢变更。”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在耒阳的薛岳，问：“我留在这里，是否指挥第4军？”
薛答：“你不指挥。”
这一下子，我气得打哆嗦。我认为看房子可以派副官，联络可以派参谋，把我放在长沙，究竟目的何在？
日军踏着中国士兵的尸体向前推进（3）
幸亏赵子立预见到必将出现的严重后果，及时通过王耀武和上官云相将自己无法指挥长沙守城的情况转告蒋介石，否则后来就没有了那位德高望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常委和黄埔同学会理事。
6月15日，日军的重炮随部队进至长沙附近，炮兵们开始向长沙城防守军工事试炮射击。震天动地的大口径火炮炮弹的爆炸声揭开了长沙作战的序幕。
此时长沙市民大都疏散，城内布置着第4军两个师、岳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