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一看表说，才一刻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几小时。日军从西塘方向赶来接应这些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人在阵地上大叫：“刘副连长！刘副连长！”听声音像是一排长，但没叫应。就在这时，机枪声从我们背后响起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我们根本就没有构筑向后打的阵地。日军已经冲到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最糟的是这时没有人来指挥我们。我明白了刚才叫刘副连长就是为了报告这个严重的情况。无人指挥，腹背受敌，于是许多人就向两边撤退，或者也可以说是逃跑。黑夜中谁也看不见谁，我们班的人也失散了，我们沿着防线向2营阵地上跑，怕他们误会开枪，边跑边喊，2营的人不摸情况，有的也跑了，黑暗中听见他们的军官在吼：“不准离开阵地，否则军法论处！”
中日两军激战大云山，薛岳不知道阿南惟几的醉翁之意（5）
日军占领了我们连守的小高地，连打几发信号弹，记得有红有绿，正面的日军潮水般朝那里冲过去。我们连失守动摇了整个防线，我们旁边的8连、9连也撤下来了。日军朝那里走，友军的枪也朝那里打。我蹲在友军的战壕里，心乱如麻。
刘副连长上哪去了？如果他牺牲或受伤，该有排长代理。三个排长总不会都不在吧？按战场纪律，这时不论是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因为事关全局胜负，可是排长没有出来，班长也没有。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我敢不敢大喊一声“听我指挥”？也不那么简单，我还不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失守的责任由谁负。听你指挥你就要负责，谁都知道如果丢失阵地引起严重后果，那是要掉脑壳的！可能没有敢出来就是因为这。
说战斗结束，其实就是被围的日军逃出大半。我们这些截后路的，和前面的、两边的部队也就只好收兵。第二天，天刚亮时就看见山坡、道路、草丛，到处是死尸，有日军也有自己人。我们7连的人找到营部接受收容的只剩12个，其中有两个排长、两个班长。
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日军，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二十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的确说不清。
俗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一、三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二排长。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咬着嘴唇都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容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见诸文字时却索然无味。
“民国三十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中，向国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由大云山东西两侧突破，该军撤守。10日，日军进至昌水（新墙河上游）北岸并扫荡大云山区后退去。国军向大云山增援之第58军再收复该地区。13日与日军第40师团于甘田、八百市地区遭遇，发生激战，曾予该日军重创。至17日，仍相持于港口、甘田、八百市之线。”
9月16日下午4时，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接到日军在岳阳一带集结重兵的情报，情报列出的日军部队中有第6师团。杨森大惊。
阿南惟几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现在大云山一带摆着中国军队5个主力师，且都在与当面日军纠缠混战，一时难以抽身，而日军一场大规模进攻已箭在弦上。
杨森将敌情和自己的判断报告薛岳，同时提出尽快结束大云山作战回防湘北的意见。他提议两日内结束战斗，只留102师在大云山一带监视、袭扰日军，其余4个师于18日零点前赶到新墙河以南加强正面防御力量。
9月18日。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作战行动选在这一天开始，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发起进攻的时间也定在这天，这一天恰巧还是日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爱子阵亡的日子。
阿南惟几用一支红色铅笔，在日历上将这个日子重重地画了出来。
新墙河边至长沙城下，日军节节推进，一路腥风血雨（1）
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指挥部，9月17日。
薛岳面对案头杨森及战区侦察分队发来的电报陷入沉思。
战区侦察分队侦知，岳阳至新墙河北岸日军部队有第3、4、6、40师团和另5个支队的番号，第6师团长神田于16日下午在一群参谋人员陪同下视察新墙河北岸，神田用望远镜朝南岸守军阵地望了许久。另据在敌后窃听日军有线电话得知，11军曾通知各师团作好9月18日发起进攻的准备。
尽管日军动向如此明显，但这次薛岳认定阿南是在正面佯动，企图将战区主力吸引到正面而在两翼突破后包抄过来。他的这个想法一经形成，就谁也不能说服。
薛岳从一份介绍阿南的资料中得知，此人用兵一贯真真假假，越是明显的迹象就越是可疑。当情报显示日军连架设浮桥的器材都运到新墙河岸边时，他还对参谋长说：“不忙，明天再看。”
薛岳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明天。
9月18日拂晓，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主持了例行的默祷仪式之后，雪亮的指挥刀指向湘北，中日两军的一场恶战拉开大幕。
阶段之一：铁军受挫
防守新墙河一线的部队为欧震第4军。这支部队曾屡屡建功沙场，北伐时期斩关守隘，赢得“铁军”美誉，抗战开始又打过许多大仗。军下辖张德能59师、陈侃90师、柏辉章102师和刚划归军指挥的60师。大云山之战，九战区和27集团军将59师和102师大部调走，60师跟随集团军做预备队，防守阵地的便只剩90师和102师一部。
18日天刚亮，新墙前沿的老兵们就感觉出一种异常。
飞机轰炸几乎每战都有，但这次数量多、密度大、重磅炸弹多。两个波次，就将南岸的工事摧毁殆尽。
紧接着是步兵进攻。小塘、四六方、潼溪桥、杉木桥等处，每处都是数十辆坦克为先导，势不可挡地向前推，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冒着守军的弹雨强行渡河。
湘北并不宽阔的进攻正面，并列着日军4个师团，如四只凶猛的野兽扑了上来。守军的老兵们很少见过这么可怕的阵势，薛岳没想到原来竟是这样，原定坚守三天的第一线阵地怎能抵抗数倍于己且炮火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只两小时，日军首先在102师防线突破，之后迅速转身包抄90师。薛岳无奈，下令两部撤至第二道防线，新墙河失守。
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此时还在大云山组织5个师兵力合围40师团重松234联队。
大云山上打来打去，两个师团变成一个。再打，一个师团变成了一个联队。杨森自1906年从军至今35年，似这般上当受骗的经历也数罕见。原想尽早解决大云山之敌回守新墙河，却被重松联队拖在深山密林中欲打不能、欲走不舍。正要加一把劲再打一两天解决战斗，却在他料定的18日，日军果然攻打湘北。
18日上午，杨森扔下这块“鸡肋”，下令放弃重松，将各师调回新墙河，但刚到9时，日军已突破一线，他急令各部队超越到日军之前拦截、侧击。一线至二线之间只有少数警戒部队而并无主力，二线部队也是按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设置，无法抵御如此集中的日军。
既然守军兵力不足不能构成逐次抵抗，那么就怪不得日军长趋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了。58军和第4军的这5个师看着地图同日军赛跑，却无论如何也跑不到日军前面。不但如此，第4军军长欧震带着军部指挥作战时也被一支穿插进来的日军咬住，追得狼狈不堪。 。 想看书来
新墙河边至长沙城下，日军节节推进，一路腥风血雨（2）
李如品，安徽泾县人，曾任第4军警卫营2连上士班长。慨谈当年，他说八年抗战就属那次打得窝囊。
军部设在新墙河以南一个叫林塘的小村庄，距离新墙河前沿阵地仅仅二十几公里。军部靠前设置，这是“铁军”的传统，是为了显示指挥官不怕危险，与弟兄们同生共死。那一仗没想到日军突破阵地那么快，打响没有多长时间，军部就要转移。我们警卫营的任务是跟随军部担任警卫。
连长常铭礼安排我们排给军部装车，抬那些一个比一个沉的大箱子时，我看见军长欧震在打电话。欧震平时话不多，好像时时在想事，对士兵很严肃，但也不像有的长官专爱训斥当兵的，在军部见过军长几次，要说印象深，就是他脚上那双皮鞋，总是亮得反光，听说他留过洋。
不等全收拾好，就听见村西南方向响起哒哒的机枪声。哨兵报告：发现日军来袭，人数不明。
当时跟随军部的是我们警卫营（4个连共600多人）和村西北角军预备队中的两个营。
我放下手中的箱子，一口气跑回连部。连部住在村里小学，村里农民早撤走了，只有两个甲长。连长已经知道了情况，他一边打绑腿一边对我说：“快带上你们班跟着副连长走，一定要把敌人挡在村外边。”
我看见现在的军官选警卫员都挑长得细皮嫩肉的，像女娃似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警卫营，包括军长的贴身卫士，都是一色的黑大汉。我们班12个人个个膀大腰圆，提一挺机关枪就像一般人拿步枪。我们一个班就有3挺轻机枪，每人还有一支手枪。平时没事就练枪法、练力气，战斗力很强。那时候的警卫兵，是要能背上长官跑几十里地的，不怕死的。
我带上全班跟着严副连长冲到村西南角。村外有一片坟地，警戒这个方向的本营1连已经和鬼子交上火，副营长在这里指挥。1连长刚从一个房顶上下来，见到严副连长说，这个方向大约有敌一百多人，不知道其他方向还有没有。严副连长说：“我带我的4个班迂回一下，摸摸鬼子的底，合适就吃掉他。”立即请示副营长，副营长同意，又从1连拨出3挺机枪给我们。我们跑步绕到村南，钻进一片苗圃林，向村西南抄过去。
还没有钻出树林，日军的机枪就打过来。苗圃林种得太密，难免碰上树杆。我们贴着地皮向前摸，副连长传口令：准备手榴弹。
向后看看都跟上了，副连长才喊一声：“冲啊！”带头冲出树林。
严副连长是黄埔毕业，人们说黄埔生打仗时都是冲锋在前的，别人不知道，我们营的几个都是这样。
我们也叫喊着“冲啊”、“杀呀”的跟着副连长冲出小树林。日军在前面四五十米处，听见喊声忙调转枪口向我们射击，晚了！我们把手榴弹甩出去就卧倒出枪向日军射击。这时1连也朝村外冲，日军挡不住，纷纷后撤。一看，不少于200人。日军吃了亏，丢下十几具死尸。
我们不敢追击，由严副连长带领回到村里。副营长在路口站着，他夸奖2连打得好，同时，命令我们马上跟上军部转移。
刚抓起背包往身上系，村外枪声大作，鬼子们又来了。军预备队的两个营顶上去，军部的大车小车一辆辆呼呼地开出村子上了向南的路，我们跑步跟在后面。不到30分钟，日军追上来了，有骑兵，还有一辆拉着满满一车步兵的大卡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新墙河边至长沙城下，日军节节推进，一路腥风血雨（3）
看来新墙河真的丢给日军了，要不怎么汽车还能开过来？
营长姓蒋介石的蒋，他命令我们2连由副营长指挥担任掩护，营里有一个炮班，两门迫击炮，全留给了我们。
来不及构筑工事了，我们分散在道路两边各自找好射击位置。回头看时，军部已经走远。
日军越来越近，先是五六十名骑兵，抡刀舞枪、大喊大叫冲过来，卡车在后面，已经能看见车头上架起的两挺机枪。
副营长大喊：“弟兄们沉住气，瞄准了再打，今天晚上杀猪喝酒。”
本来是想引大家一笑，可谁也笑不出来。
开始了。我们在600米至200米之内大量杀伤日军，只见一个个鬼子兵从马上摔下来，有一匹马中了弹还拖着个死鬼子一直跑到离我只几步远才倒下，把我吓了一跳。
卡车上的日军下车摆开战斗队形，一组一组交替进攻，我们用机枪压制着不让他们靠近。副营长指挥两门迫击炮向日军密集的地方和机枪位置“吊”。
有一门迫击炮突然发生爆炸，两名炮手当场阵亡。我至今也没想出是什么原因，迫击炮弹的引信在那个尖尖上，怎么会在炮膛里爆炸呢？
卡车上下来的日军共约40人，两次冲锋被我们打退，伤亡约十几个人，骑兵伤亡大，不敢再战。副营长命令，乘日军停止进攻，赶快撤退。这时天已过午，大约是在两点钟。
一直都是跑。怎么不累？累也得跑！
一面跑着我听见连长对副营长说：“其实可以吃掉这些敌人。”
副营长瞪他一眼：吃掉、吃掉！又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了！
我是1939年底从102师305团2营机枪连由班长职务调来警卫营，任副班长。常连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当兵？我说不是为了打鬼子谁上这来？连长说，很好，但警卫营的任务首先是搞好警卫，这是最重要的。
我在下边是机枪班长，那时候可真过瘾！上军部两年，整天看别人打仗，心里有时也痒痒的。一次什么节日，喝酒喝多了，找到连长说：“还是让我回102师去打机枪扫鬼子吧！”
连长也喝得不少，嘿嘿一笑说：“活够了？还是老老实实在这蹲着吧！人生是怎么回事？你懂个屁！等胜利了，回家娶上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李如品老人接着说，又有日军追上来，百余名骑兵，4辆卡车，追着打。连里分出一个排将其中一股日军引到另一条路上。那个由严副连长带领的排后来没有一人活着回来。副营长带我们与另一股日军打。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