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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广州电信局局长，联合国国际电信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职员及外馆工作人员。和蒋孝武碰面时，汪德官的年纪还不到40岁，因另有创业计划，故当时已自外馆退休，创业经商小有所成，举家定居瑞士。女儿汪长诗长得娇小玲珑，属于可爱型的女孩子，满口洋文，打扮新潮。当下孝武即为之倾心不已，决心大胆追求，未几，即传出两人拍拖的喜讯。因此，与其说孝武在德国拿了个虚有其表的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文凭，还不如说在瑞士那晚因结识了汪长诗，抱得美人归，远比薄薄的一张文凭纸来得实在些。
依循蒋经国一贯的作风，不招摇，不张扬，做任何事都神神秘秘的惯性，孝武的婚姻仪式，亦复如是。他们的婚礼是在蒋汪两人认识半年后，1969年，在姐姐蒋孝章美国旧金山的寓所举行。蒋经国因忙于政务，加之身份特殊，不克亲往参加，由母亲蒋方良到旧金山出席主持这场婚礼派对。孝武时年24岁。
婚后不久，孝武旋即偕同汪长诗回台湾。孝武和汪小姐生育了两位子女：蒋友兰、蒋友松。孝武、汪长诗返台之后，蒋介石刚遭逢阳明山车祸重创，伤愈后，还特地在士林官邸接见汪德官夫妇。由于汪德官算是外交官出身，如今又是自己家里人，老先生当然倍感亲切，对汪德官不免多所勖勉。汪德官个头矮小，温文儒稚，待人十分客气，外表一望即知出身书香门第。老先生对孙辈亲家翁之尊重溢于言表，也很喜欢汪长诗这位娇小伶俐的孙媳妇。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蒋经国交代老部下，辅导会主任委员赵聚钰，以父执辈的关系，好好照顾调教孝武，希望他步上正轨，切勿再重蹈兄长孝文沉迷酒色的覆辙。后来，他又被调到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前两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历练学习的成分多于掌握实权。之后，孝武主动要求转往文化传播领域发展，蒋经国遂再透过赵聚钰的关系，交代退辅会特别为孝武成立了“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孝武担任主任。
但这只是孝武事业版图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他真正期待踏入的领域，则是蒋经国早年接班之初的情报组织。由于这个圈子充满了各种吸引男人的元素——权力、金钱、女人。特别是权力，此其他—切都要吸引孝武的感官，孝武自然愈来愈钟情这个神秘职场，他也准备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段时期，毋宁说是蒋经国、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也是蒋经国对他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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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遇巧姻缘 见汪长诗一眼定情（2）
蒋经国对孝武的重新评估，寅缘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上，不够圆融和内敛，有莫大的关系。孝武和汪长诗的关系迈入紧张期，并且以离婚收场，则更使孝武和蒋经国父子关系陷入空前谷底状态，蒋经国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该给孝武承接更多的权力。
高玉树密告 蒋孝武特权破局（1）
关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不够圆融内敛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蒋经国一贯厌恶子弟运用特权，攫取财富以自肥，始终教导子弟不招摇，不要弄特权，清廉自持，这亦是蒋经国引以自豪的从政大原则。孝字辈成员中，偏偏孝武和孝勇都有这方面的疵议，但是，孝武对特权的运用，往往不及孝勇来得谨小慎微，注意细腻，因此，在拓展“事业”的过程中，孝武总是被人识破手脚，很容易露馅。而在孝武身后亦步亦趋的孝勇，反而能够避开孝武踩过的陷阱，迂回前行。
蒋经国渐对孝武信心日减，从一件事例中可以窥其端倪。
1975年下半年，蒋介石去世半年左右。某日，在“行政院”一项会议散会后，政务委员高玉树（按：曾任台北市民选及官派市长多年，甚孚众望，是甚受蒋介石欣赏的台籍人士）走到蒋经国跟前，高玉树放低音量向蒋经国报告：“我听到一个讯息，贵公子孝武在外面经营一家公司，承接电信局和电力公司的生意。请您留意一下，因为我听到有人在说闲话，不是很好听，有损您清廉的威望啊！”
蒋经国知道高玉树直谏此事，出自一片好意，他心头不禁一震，对孝武的行径相当不高兴，当天下午，孝武和孝勇都被召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痛斥一顿。
原来，孝武和孝勇两兄弟，由孝武透过关系，游说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各自出资一半，撮合两家公司合组一家新的子公司。出头面的是孝武，孝勇纯粹只是插花，不是主导者。由于这家公司是由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合股成立，新公司专门承接这两家母公司的工程案。换言之，不论是台电或者是电信局，有任何工程案件，都要由这家名为“华电公司”的子公司承揽。1970年台湾经济正处起飞阶段，台湾电力公司和电信局，是两家独占型的国营或公营事业，没有任何竞争者，光是两家公司自身的工程案件，一年下来恐怕也有好几亿新台币的营业额。蒋家子弟大张旗鼓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如果要政府官员不作声，恐怕已经很难，如果还要外人闷不吭声，杜悠悠之口，更是不可能。
但是，公司运作成立的过程中，孝武似乎未能预先警觉到此事的敏感性，仍一意孤行，恣意为之，大量吸纳公司干部，而且还找了不少士林官邸的随从人员“共襄盛举”，拖了很多人下水。例如，我就认识一位空军武官某君（按：他的连襟后来还当上了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官呢！），已经接到空军总部人事派令，奉派去美国担任驻美武官，前途似锦。某日孝武找他去谈话，力劝他不要去美国了，军中实在没什么搞头，又没钱，又没权，升官也要靠官运，不如退下来和我们一起搞公司，让你当公司的经理，准保你荷包赚饱，吃香喝辣。
某武官一听，成立一家公司独门承接台电和电信局的工程，这可以吃好几辈子都不止，当然比去当驻美武官处处受人节制来得有搞头了。于是此君偏听孝武一面之辞，毅然决然牺牲多年的军中年资，申请退伍。没想到，这位武官刚办好退伍，上班还不满一个月，孝武和孝勇兄弟就被蒋经国召去“行政院”痛责申斥。
蒋经国很明确地告诫孝武，蒋家子弟不准再碰公家的生意，不准捞一毛钱非分之财。再犯的话，定不饶恕。隔天，孝武当然只好被迫离开“华电公司”，和这家公司划清界限。孝勇并非“华电案”主导者，他亲眼见识到孝武酝酿“华电案”不够低调，结果功败垂成，此案例成为孝勇日后经营事业的前车之鉴。蒋经国似乎对孝勇别有偏爱，一厢情愿认定孝勇是被孝武“拖下水”的，实际上孝勇本身主动涉入的程度确属有限。蒋经国认为，孝武身为兄长，明知蒋家家规要清白自持，却犹假借特权，牟一己之私利，即使孝武是“初犯”，也在心中打下大问号。
孝武策划运作“华电公司”的计划戛然喊停，父亲对孝武减损了信任，对孝勇，因为他不知不罪，蒋经国并没有把账记在孝勇头上。但是，我那位武官朋友呢？空欢喜一场不说，连差事都丢了，武官岗位也回不去了。而“华电公司”既然不归孝武管了，当然武官朋友的“经理”宝座也化为泡影。这一点，孝武还算很讲义气，他马上透过关系把武官某君安排到中华航空公司服务，后来调往华航美国洛杉矶分公司担任重要主管职。要不是孝武帮他安排工作，作了补救措施，否则他真要偷鸡不着蚀把米。
高玉树密告 蒋孝武特权破局（2）
处理事业问题，孝武不若孝勇低调内敛，面对个人婚姻问题，孝武更是干纲独断，刚愎自用。他在婚姻问题上不计后果的情绪性处置，则严重地影响到蒋经国对他的观感，加之孝武不听蒋经国劝解，倔强顽固，更坐实了他“忤逆”的形象。
蔡惠媚和汪长诗的玫瑰战争
话说汪长诗未满18岁就嫁给孝武，婚后不久，他们夫妻俩即收拾行囊回到台湾。婚后5年间，汪长诗先后为孝武育有友兰、友松一对儿女。为蒋家添丁，孝武亦开始冲刺事业，汪长诗专心育子，夫妻俩生活渐趋稳定，父祖辈都对孝武和汪长诗寄予厚望。在台湾，她努力扮演传统妇女相夫教子的角色，但是，相对于过去在欧洲生活的那段岁月而言，汪长诗在台湾的生活确实苦闷单调。成长于西方社会的她，崇尚自由，不免怀念起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当时，她的父亲汪德官已自外交部驻外单位退休，改行经商，和女儿也很难得有机会经常团聚。
在台湾举目无亲，且又过不惯蒋家庭院深深，那么多规矩限制的生活，况且丈夫整天在外面，回来聚面的机会屈指可数。汪长诗心理上不免滋生了诸多不满，因而对孝武平日的逢场作戏，处处留情，不知不觉多了几分心眼。而争端的起因，起初或许是出自女人第六感的过度反应，难免有时把井绳当成蛇，自寻烦恼。到了后来，汪长诗发现她的某些敏感居然是不争的事实时，不免妒火中烧。
话说1975年间，女儿友兰5岁，儿子友松3岁多，孝武有意为姐弟俩请一位英文程度比较强的家庭老师，到家里教两个学龄前的孩子学英文，孝武将此事交给太太登报求才。几经甄选，汪长诗中意一位正就读于台北美国学校的学生蔡惠媚，觉得蔡小姐英文听、说、读、写都不错。面谈时，汪小姐对蔡惠媚的印象很好，两三天之后，即请蔡小姐到家里上班。
蔡惠媚出身台中望族，是台中县政坛闻人蔡鸿文的亲戚，父亲是很成功的生意人（按：蔡鸿文曾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职，曾经是李登辉时代调和政局的“八大老”之一）。
又有一说，蔡惠媚是孝武在圆山饭店俱乐部游泳池畔认识的，当时，孝武和包括黄任中在内的一群公子哥，在游泳池畔晒太阳聊天，乍见池畔出现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大伙莫不惊为天人，就拱蒋“皇孙”去“钓”这名美女。孝武矜持不肯去，但私底下却心花怒放，要最擅长追女人的黄任中帮他追求，此姝就是蔡惠媚。后来，为了拉近彼此关系，索性以家里孩子亟需一位英文家教为名，请蔡惠媚到家里给小孩教英文，蔡小姐自此走进孝武私领域的世界。
但是，据我的了解，两人情定游泳池畔的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蔡惠媚会和孝武认识，寅缘于汪长诗登报为孩子征求家庭教师。
蔡惠媚是汪长诗从众多的应征者中，精挑细选，由她亲自甄试通过的家庭教师。最初，蔡惠媚一个星期只到孝武寓所两三次，工作相当单纯，仅仅是教友兰和友松学英文。初来乍到，尚未引起孝武注意，某日，蔡惠媚来寓所家教，适逢孝武在家，惊鸿一瞥蔡惠媚清纯模样，仿佛当年初见汪长诗情境之翻版。孝武乍见蔡惠媚清汤挂面，便装素颜，心中潜藏许久的爱情激素又蠢蠢欲动。但碍于汪长诗的关系，他的这份情愫始终只能藏诸内心，莫敢言宣。
孝武刚满30岁，年富力强，如日中天，和妻子共处虽未达西洋人所谓“七年之痒”的阶段，夫妻感情难免渐显疲态。家教蔡惠媚年仅18，青春活力和美丽容貌兼而有之，结婚育子多年的汪长诗更哪堪与之相比拟。因而，孝武虽未立刻对蔡惠媚展开热烈追求，内心却早已对她产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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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家教风波未平 崔美女风波再起
事实上，早在蔡惠媚担任蒋家家教之初，孝武在台北交际场合中，已是盛名在外的猎艳能手。1978年5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台湾新闻尺度较之前稍见开放，尤其是社会新闻和影剧新闻，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端偶见有关“蒋公子”的花边新闻（按：报道并未写出孝武全名，只以“蒋公子”含糊代之），刊登于影剧新闻版面，让深知内情的人对此报道眼睛为之一亮。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这台湾两大报的影剧版，把孝武和某位日正当中，红得发紫的崔姓女歌星兼红牌主持人的名字连系在一块儿。尽管言路有渐开之势，毕竟当时尚处在戒严时期，国民党文工会，和警备总部等单位，都拥有钳制言论或检查新闻的绝对权力。类似“蒋公子”的新闻始终不敢直书孝武名讳，写到重要情节时，亦是隐隐晦晦，蜻蜓点水；深恐稍有逾越，不免得罪当道，或遭孝武挟嫌报复。
因此，即使明眼人或者跑影剧新闻的记者，隐约间知道所谓的“蒋公子”就是蒋经国的二儿子蒋孝武，亦只敢供作茶余饭后三五好友闲聊话题。而见诸报端的新闻内容，重点亦仅止于轻描淡写“蒋公子”去崔大美人的节目探班、送花。至于“蒋公子”到底真正身份是谁？是否掳获美人芳心，或者两人的爱情长跑究竟有没有结果，则完全不在报端报道范围。
新闻曝光之后，只有少数人知悉追求崔大美人的“蒋公子”即是蒋孝武，但是，身为孝武床头人的汪长诗，焉有不洞烛先机的道理。汪小姐早在报纸披露这则消息之前好几年，即隐约觉察老公瞒着她大搞婚外情，只是始终抓不着孝武的小辫子。至于报载所谓“蒋公子”送花、探班的消息公开，则已是多年后的“老新闻”了。
“蒋公子”名字见报后不久，即传出崔大美人想息影的消息，继而并再传出崔大美人怀孕结婚，可惜幸运儿不是“蒋公子”，而是台北某知名商行小开。
也许正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崔大美人才结婚不多时，又有小道消息渲染，影射因她曾和“蒋公子”过从甚密，引起丈夫不悦。各种渲染虽纯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却也引起台北政坛和演艺界一阵臆测纷纷，真是最明显的“人言可畏”的例子。
之后不久，崔大美人即与夫婿离异。她的公子如今早已年过弱冠之龄，据说他曾经追随他的生父——即崔大美人的前夫，一起去大陆学做生意，这更说明之前的风风雨雨，不过是新闻禁锢时期以讹传讹的流言。
抚今追昔，孝武和崔大美人之间，既有一部分假戏真做的成分，亦有一部分属于交际场合的逢场作戏。孝武和崔大美人交往之后，媒体尚未公开之前，汪长诗的第六感已有所觉察。但真正让汪长诗无法消受的是孝武和蔡惠媚之间若有似无、深藏不露的恋情。
蔡小姐担任友兰、友松英文家教不多时，汪长诗即对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女人的第六感直觉她和孝武有一手，但是却又不知该如何追查证据，始终隐忍在心，压抑着不发作。固然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以此形容已婚男人偷腥心态，可谓入木三分，但是，以孝武及孝字辈蒋家子弟惯常逢场作戏的行径，妻子若不能把神经线放粗，不能睁一眼闭一眼，恐怕每天都有吃不完的飞醋。
偏偏在国外受过完整欧洲教育的汪长诗，受不了孝武那种自我中心的大男人主义。所以，即使她当时可能还没有任何具体证据证明孝武对她不忠，只是从一些迹象——比如说她经常发现孝武对蔡惠媚眉来眼去，而推论孝武和蔡小姐有特殊关系，即使仅止于此，她已经萌发了摊牌求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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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求见蒋经国 汪长诗泪洒慈湖（1）
汪长诗远不如她的大姑蒋孝章来得幸运，遇有委曲可以找老夫人宋美龄倾吐。宋美龄在蒋介石过世之后不久，即离开台湾长期滞留美国不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