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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求见蒋经国 汪长诗泪洒慈湖（1）
汪长诗远不如她的大姑蒋孝章来得幸运，遇有委曲可以找老夫人宋美龄倾吐。宋美龄在蒋介石过世之后不久，即离开台湾长期滞留美国不归，人不在国内。她的婆婆蒋方良平日向来不管子女家务事，即使插手管事，以蒋方良溺爱子女的个性，也未必心向媳妇。
在最痛苦孤立的时刻，汪长诗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作为她倾吐的对象。百般无奈之下，在一场和孝武激烈的争吵之后，她终于忍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她不计一切后果，直接投诉她的公公蒋经国，并且把自己所有的委曲原由，一五一十地倾泻而出。这次事件，差点演变成蒋家有史以来最震撼的家族风暴。
事情发生在1979年某日，凌晨四五点光景，蒋经国七海寓所书房响起一连串电话铃声。在七海寓所，大凡深更半夜或是大清早的电话铃声，通常意味着是重大事件发生的警讯。就在前一年的12月间，半夜的电话铃声把七海寓所的老管家阿宝姐从睡梦中惊醒，她接起电话筒，那边讲话的人，是“新闻局长”宋楚瑜的声音，他请阿宝姐叫醒熟睡中的蒋经国，宋楚瑜在电话中报告蒋经国，美国大使安克志有“很重要的紧急事件”要和您当面报告。半个小时后，安克志代表美国政府通知蒋经国，美国决定在1979年元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并和蒋经国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
从此，凡是夜半电话铃声，都被七海寓所人员视为不祥之兆。而这次，又会是什么麻烦事呢？
这回接电话的，是当班的七海警卫组人员。警卫人员接起电话，听见对方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原来是孝武先生的夫人汪长诗。她第一句话就问，公公（蒋经国）在不在？警卫人员立刻将电话转给警卫组组长，这位值班警卫干部答复汪小姐，教育长（即蒋经国）在慈湖守灵，不在七海寓所。汪小姐知道蒋经国人在慈湖，随即要司机备车，直驱慈湖准备面见蒋经国。七海寓所警卫组人员刚挂上电话，蒋孝武寓所的警卫人员奉孝武之命，随即打了一通电话，通知慈湖陵寝管理处，谓孝武先生的夫人一个多小时之后将抵达慈湖面见“总统”。
慈湖陵寝管理处郑处长接完电话，他预感这桩事情恐怕要惹大麻烦，因为汪小姐现在正直奔慈湖而来，情绪很不稳定，求见蒋经国的真正原因不明。孝武寓所的警卫人员显然受命通知慈湖方面，设法挡下汪长诗，不要让她见到蒋经国，以免大清早四五点要是汪长诗情绪失控，在慈湖陵寝大吵大闹，恐怕会惹恼蒋经国，到时候“老板”发起火来，怪罪下去肯定没有人担待得起。
情况如箭在弦，不容许再稍有迟疑，慈湖陵寝管理处郑处长立即叫醒侍卫长及副侍卫长，报告有这么一个紧急状况，要马上处理，不容稍有拖延。大家紧急会商苦思“危机处理”与解决之道。大伙很清楚蒋经国的作息，眼下距离经国先生平日起床时间，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假如汪长诗吵着要面见“教育长”，有人若能挡住汪小姐两个小时，甚至干脆不让汪长诗和蒋经国见面，这才是上上之策。
紧急会商之后，大家公推郑处长为代表，火速打电话给孝勇——蒋经国钦命慈湖陵寝的幕后总管，把孝勇从睡梦中叫醒，报告他实情，并请他尽快赶在汪长诗驰赴慈湖之前，抵达慈湖，务必能将汪长诗抵挡在门外，要是挡不住她，最起码也要拖延一阵子，拖到蒋经国晨起梳洗吃过早饭后，才让汪长诗和蒋经国会面。
孝武、孝勇固然是兄弟手足，但平日各玩各的，彼此从不过问对方的私生活细节，故而孝勇只是约略耳闻近日孝武兄嫂之间感情不睦，时常为小事争吵不休，至于所为何事，个中内情，孝勇所知有限。从郑处长电话中得知，汪长诗正赶往慈湖途中，情绪激动，意图不明，假如不妥慎处理，情况可能失控。孝勇被迫匆匆起床，赶紧备车，要司机从台北飞车直奔慈湖而去。
孝勇急于拦下汪长诗，原因是那阵子蒋经国的健康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前不久，蒋经国才在慈湖守灵期间，发作一种怪病 （按：指蒋经国夜里突然发冷发热的不明原因病症，曾在稍早慈湖守灵期间发作，详情已于前章节描述），让医疗小组的医师人人不知所措。他担心汪长诗若干扰了蒋经国的睡眠或情绪，万一再发病，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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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求见蒋经国 汪长诗泪洒慈湖（2）
所幸，孝勇的座车赶在汪长诗抵达慈湖之前，抢先一步及时赶到。他交代在客厅先备好茶水，等候汪长诗来时接待之用；并命副官同仁把守蒋经国房门，不准任何人硬闯。值班的副官倒是头一次接到这种出人意表的指令，料想今天可能有好戏要上场。屏气凝神之间，汪长诗气冲冲来到慈湖，孝勇交代随从把汪长诗请进慈湖厅房里坐下，孝勇耐心倾听兄嫂满怀怒气的抱怨。
孝勇细听之下，意识到这回孝武似乎捅了个大娄子，要能挡住汪长诗大闹慈湖，是个高难度的考验。他心想，这桩家务事哪是他这个做弟弟能置喙的？真要摆平，非得蒋经国出面不可。他惟一能做也是应该做的，是尽其可能地希望暂时缓和嫂子的情绪，力劝她回家休息，过一两天等父亲有空时，再由父亲交代下来，安排公媳之间的见面时间。汪长诗也看得出孝勇期望以缓兵之计，压抑她的愤怒情绪，以免事态闹大，演变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殊不知汪长诗意志坚决，非要见到蒋经国不可。孝勇无奈，只好陪着汪长诗一块儿等蒋经国起床后，一起面见老爸。
早晨六点多钟，蒋经国起床之后，孝勇报告，孝武嫂子在客厅等着见父亲，蒋经国先是一怔，问孝勇她是为了何事，这么早跑来慈湖？孝勇不敢隐瞒，可也不敢乱传话，只能讲：“恐怕是二哥和她之间有些误会，家务事吧！两人闹得很僵，要您出面主持公道。”蒋经国无奈地摇摇头。简单梳洗，蒋经国即召见汪长诗。
汪长诗声泪俱下，把结婚多年以来，所有委曲和盘托出。触景伤情，提起她的忧虑和疑心，汪长诗顿时哭成泪人儿。但是，这位20出头涉世未深的欧洲华侨女子，怎会想到坐在他面前的蒋经国，一二十年前，也曾经是一个浪漫故事接着一个浪漫故事，不断在红尘之中寻寻觅觅、流连忘返的迷途羔羊呢？只是笃信俄国东正教的蒋方良，不像她汪长诗这样“锱铢必较”，一定要把丈夫的风流账，算个一清二楚。蒋方良选择的报复方式，顶多是冷战，几天不理蒋经国；蒋“太子”虽然知所节制，但不可能改变他的风流性格，他反而用更技巧的方式“改良”过去被蒋方良察觉有异的缺点，企图回避蒋方良的疑心病。光是这招还不够，他甚至选择把蒋方良孤立起来的策略，刻意把蒋方良隔绝在人群之外，而蒋方良也只好以她的“智慧”，面对蒋经国无休止的浪漫行径。
蒋经国一边听着汪长诗的哭诉，似乎也想起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荒唐岁月。他在孝武这般年纪的时候，不也是风华正茂，春秋鼎盛，流连于浪漫恋情，乐不思蜀吗？
20世纪40年代，适值抗战最艰困时期，大敌当前，日寇占有我半壁江山，可是蒋家依旧如日中天，另外的半壁江山依旧是蒋介石囊中物。当时的蒋经国走遍大江南北，一面为蒋介石分忧解劳，一方面亦不免在工作夹缝中沉湎于脂粉堆，方良又能奈我何？蒋经国和章亚若那段不伦恋，不就正是如同孝武这般年纪时发生的吗？30岁，人生有几个30岁，男人不风流，枉为大丈夫哪！
然而，眼下的蒋经国，自不能拿心里想的那套真心话，去面对自己的媳妇。他必须刻意装出一副严父形象，使汪长诗觉得他是慈祥的煦煦老者，蒋家是继承中国传统伦理的名门正派。所以，他不免开始以同理心好生安慰汪长诗，他明白汪长诗这个长期居留欧陆的女孩子，心里那把尺有多艰刻多细微，这个受严谨瑞士教育的女孩，眼里更是容不下一丁点沙粒。蒋经国自己有过哄劝蒋方良的经验，他明白女人的弱点自然远胜于孝武。所以，他能很快看穿了汪长诗的想法，终于逐渐缓和了汪长诗的情绪。他成功地把汪长诗劝回阳明山寓所，并且答应不日之内就会抽时间好好教训孝武，要他知所节制，回头是岸，别再荒唐下去。
一番婉言劝慰和安抚之后，蒋经国好不容易送走了汪长诗，叹了一口长气之后，他马上打电话找孝武。当天下午，孝武谒见父亲，蒋经国当场一阵狂风骤雨，把孝武骂得狗血淋头，让孝武足足有十几分钟抬不起头来。孝武虽然摆出惭愧反省的姿态，然而他并未软化他内心的想法，他的观念里边，什么都可以顺着父亲的意思，惟独男女之情、夫妻之爱除外，孝武自有主张，谁都没资格可以越俎代庖，干预他的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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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求见蒋经国 汪长诗泪洒慈湖（3）
蒋经国命令孝武向汪长诗道歉，他叮嘱再三，女人有时候需要的并不多，她们要的只是一点点口头上的尊严和保有起码的颜面，给她们应有的尊严，换得男人的安宁和活动空间，这一点付出值回票价。
无奈孝武听不进蒋经国这番道理，他坚持不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于是，蒋经国召孝武去七海寓所见面之后的几天，汪长诗左等右等，等不到孝武一句道歉，这还不打紧，两夫妻某日又一言不合，大吵大闹。
快意恩仇的汪长诗，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备好护照，拎着皮箱就回瑞士去了。汪长诗离台出走当天，孝勇得知情况，立刻电告蒋经国，蒋经国令安全局局长王永澍赶赴松山机场拦截汪长诗。孝武闻讯也赶到机场，当场掏出手枪逼王永澍，强令汪长诗搭乘的那班飞机赶紧起飞离台。王永澍迫于无奈，只好让飞机起飞。但闹剧仍未结束，孝武竟飞车直奔阳明山，欲找孝勇拼命。王永澍怕闹出人命，赶紧派出武装宪兵，保护孝勇下山，暂住仁爱路避难。
但是，这出家庭人伦悲喜剧并未就此落幕，蒋家包括蒋经国在内的亲族长辈、若干孝字辈的堂兄，先以劝说口吻，晓以大义，说服孝武于今之计，离不如合。亲族不断透过电话，和汪长诗的父亲汪德官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双方都有共识，基于中国人劝后辈百年好合的传统，为了避免蒋家家务事又成为地下媒体传颂的笑柄，大伙一致的看法，应全力劝阻孝武和长诗做出更刺激彼此，更让彼此下不了台的事。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1）
经过双方的穿梭努力，蒋家从蒋经国一直到孝勇，不断发动各种人情喊话，要孝武珍惜夫妻缘分，回头是岸。几个孝字辈年长的堂兄，瞒着孝武，堂兄们和汪长诗及汪家，协商好一个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的圆满解决方式。照汪长诗的意思，既然孝武个性倔强，坚持不愿意从自己嘴里说声对不起，至少要用别的具体行动替代口头的道歉。孝武的堂兄们提议，不妨让孝武去机场接汪长诗，用接机的具体行动，再讲一两句委婉的话，即形同展现孝武的道歉诚意。
汪长诗最后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也认同假如孝武果真去机场接她，她考虑马上回心转意，和孝武再续前缘，不再计较前尘往事。
到了双方约定那天，汪长诗远从欧洲转了几趟飞机回到中正机场，可是等了老半天，不见孝武人影，她还特地打了个电话到阳明山孝武寓所，可是随从人员答复她孝武先生出门了，不在寓所。汪长诗又打电话到士林官邸，找几位孝字辈的堂兄询问，堂兄们也觉得奇怪，不是早就几方谈妥，约定好了机场见面的吗？孝武这光景跑到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在这节骨眼又临阵脱逃呢？堂兄们劝汪长诗再等等，说不定孝武已经在路上快到了。汪长诗左等右等，等了三四个小时，她渐感不耐；心想，从台北市区或是阳明山寓所，到桃园中正机场，再怎样也该到了，她又等了几十分钟。到最后，汪长诗打电话给士林官邸的堂兄，她说她心已死，不想等下去了，大家后会有期吧！
说完，汪长诗马上去航空公司柜台办理改机票。从上午等到夜幕低垂，依旧等不到孝武回心转意，汪长诗含着眼泪搭机离开台湾，飞向不可知的未来。
孝武和汪长诗的婚姻好比一场春梦，乍然醒来，一切成空。想当初，汪长诗青春可爱，小鸟依人，孝武热烈追求几近如痴如醉，如今生下一双可爱聪明的孩子之后，竟视之如敝屣。汪长诗除了徒呼负负，又能奈之何？
不久，蒋家辗转得知汪长诗已再嫁作商人妇。离开蒋家之后，汪长诗更开朗亮丽，再婚时，汪长诗还不到30岁。她风姿绰约，美丽依旧，还增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也较之前更为稳重老练。往事不堪回首，如尘如风，久历感情伤痛的她，不再陷溺其中，只想面对明天，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刚和孝武离异以后的头几年，汪长诗一年偶尔会来台湾一趟，主要目的是来探视友兰、友松这两个孩子，除此之外，台湾已别无牵挂。骨肉分离确是人间至痛，母子三人，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年难得才有机会团圆一次，汪长诗和孩子们，自不免更珍惜母子重逢的那几天宝贵时光，几乎天天腻在一块儿，把闷在肚里一整年的话，趁机一吐为快。
离婚后，孝武不想再跟汪小姐打照面，他得知汪小姐的返台行程，总是事前借故离开台北，回避到国外或台湾南部，等汪长诗离开台湾，他才打道回府。彼此王不见王，以免尴尬。
蒋经国每次提起孝武的婚姻情况，总是摇头叹息。他曾经好几次苦口婆心，规劝孝武要珍惜夫妻缘分，彼此忍让，切勿轻言离婚。在老辈观念里，离婚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有损门风。蒋经国亦忧虑日渐开放的媒体舆论，要是在报纸角落哪怕只是登一小则花边新闻，都会让蒋家整个家族蒙羞。即使媒体管制极严，党部和情治单位可以强力制压，蒋经国依旧担心丑事传千里，被地下报刊传为笑柄。总是不听他劝合不劝离的告诫，故而孝武在父亲蒋经国心目中，自然留下“逆子”这永远不能抹平的深刻印记。
汪长诗固然倔强好胜，孝武的一意孤行，刚愎固执，亦不遑多让。平实而论，他们的婚姻触礁，孝武要负很大的责任。从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可以尽窥孝武的个性，凡是他认定要做的，决心要做的事，任谁都挡不住。不论他做的正不正确，宁可不计代价，做了再说，这就是孝武的脾气。
汪长诗离开蒋家之后，一对子女的教养职责，即落在孝武肩头。孝武非常疼爱友兰、友松，有很长的一段时期，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处跑，父子之间形影不离，甚至去一些比较私密的场所，孝武也尽可能带着孩子。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2）
早年，上海“白相人”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习惯，所谓“皮包水”是泡茶馆的意思，而“水包皮”就是泡澡堂。孝武爱进上海式澡堂洗澡，可能是受他父亲影响。那年头，台北最爱上澡堂的，恐怕非###之辈莫属，他们每天下午必定进出上海澡堂，而孝武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个三四次。
连洗上海浴这种事，都带着友松去体验、享受人生乐事，可见他是多爱他的孩子。
孝武最常去的上海澡堂，是台北中华路的“快乐池”。八十年代初，友松还只六七岁，他已是“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