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么热闹呀！”一个人推开门，边说边走了过来。
“是团党代表呀！快请坐！”师爷马上打招呼。接着介绍了吝积堂等人的来历。
“黄埔军校不招生啦！”团党代表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咱们都是一家人喽！”接着他转向徐海东说：“你不是在武汉呆过，又当过兵吗？！我们正需要个对武汉地形熟悉的人，你当兵吧！当我们的向导。咱们还是湖北老乡呢！”
“我们找的就是革命军，若你能收下我们，那再好不过了徐海东高兴地应声说。
回到宿舍。吝积堂说：“咱们不了解他们，咱们还是先去广州再说吧！若黄埔军校真的不招生了，也可到农讲所去嘛！实在不行，也可以北上参军呀？！”
“团党代表讲他是共产党员。况且，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文化，末见得能考上黄埔军校。到那时再参军北伐，敌人早叫他们打没了。我想在这就加入革命军。”
吝积堂和李树珍小声嘀咕了一阵，见徐海东态度明郎，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吝积堂将徐海东的介绍信交给团党代表，证明徐海东的党员身份。便又开始了奔向革命发源地——广州的征程。
徐海东送了一程有一程，对这两位相依为命的伙伴依依不舍。他激动地说：“你们若在广州留不下，马上回来参加革命军。我等着你们！”
“我们会再见面的！”李树珍也说。
“送君终有一别。你回去吧！”吝积堂说着，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
谁料到，这次分手成了永别。
1926年8月26日。汀泗桥战场。
直系军阀吴佩孚看到北伐革命军有直捣武昌之势，急忙调回进攻北方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的汀泗桥一线布防。这一天，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了总攻。吴佩孚亲自坐镇贺胜桥，督战亲师。敌人据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敌人的炮火，威力巨大，北伐军伤亡惨重。
“徐排长！”三十四团三营九连连长喊。
“到！‘徐海东的回声铿锵的力。前不久，徐海东被任命为三排代理排长。
“前有吴军死守，后有孙（孙传芳）军断后。北伐成功与否，全系此役。你排的任务是：摧毁面前的敌军炮兵！”连长严肃地命令道。
“是！”徐海东转身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大部队从正面牵制敌人。我们的任务是从两翼包抄，消灭他们。一班从左边偷袭，其余跟我来，打他的右边。”徐海东说完，率领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时而匍匐，时而冲锋。终于冲入了敌人的炮兵阵地，一鼓作气，消灭了敌人四个炮兵连，缴获大炮十二门。因徐海东英勇杀敌，战功显著。受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的通令嘉奖，代理排长也转成正式排长。
汀泗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南大门。
10月10日。徐海东住过的小客栈。
几间破旧的客房依旧，不同的是本来不太宽敞的庭院，又增添了几份狼藉。
“长官！您找谁？要住店吗？”才老板娘献媚地说。
徐海东站在老板娘面前，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你……你是徐客官吧？”老板娘脸色苍白，战战兢兢，“我真是有眼不识大泰山呀！您大驾光临，使小店蓬荜增辉呀！快请！”她心里暗想，这回要倒霉了，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照顾徐海东。现在他当了军官，再巴结恐怕不行了。
徐海东站在患病时睡过的地方，思绪万千，无比伤感。听到老板娘唠叨时，便微笑着说：从前我住在这里，今日来看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什么事，你忙你的吧！“老板娘说了几句套话，这才放心地走了。
徐海东陷入了沉思和回忆。吝积堂百般关照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们在哪？家中老母现在可好？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小客栈，奔向了革命军营。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参加了武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打到河南，后来又回到了武汉。
1927年5月28日深夜。武汉江堤上一片漆黑，只有远方几点航标的微弱灯光：万赖俱静，偶尔有离港船舶的几声长鸣。
“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也蠢蠢欲动。有的地方也开始下令逮捕、屠杀共产党。”党小组长胡增欲压低了声音对徐海东说。
“什么？杀我们共产党？不是国共合作吗？”徐海东惊讶地问。
“是的，大量屠杀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共产党！”胡增欲慨叹着说。
徐海东气愤地说：“这不是卸磨杀驴吗！他是人养的吗？好狗还护三村呢！”
“你战功显赫，党员身份又公开。党组织决定疏散党员，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胡增欲说，“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展工作，等待时机。”
“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徐海东说，“前些时日，我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过一个老乡。他说，我老家黄安、麻城有共产党，那里的农民协会闹行挺红火。我回家乡去吧！”
胡增欲说：“好！祝你马到成功！”
半壁燃烧着的大别山等着徐海东去加油：成千上万的窑工雇农等着徐海东去领导。
打土豪夺盐卡 威名扬窑家1927年6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海东同志，你来得正好。你在北伐军干过排长，你来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吧！”瘦削的县委书记高兴地说。
“农民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枪？”徐海东急迫地问陈金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训太深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遭受屠杀。
“没有枪，只有梭标和大刀。农民自卫军有十三人。”陈书记似乎有点抱歉，“不过我这里有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海东同志，县委希望你能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这手枪就交给你。”
徐海东愉快地接过手枪，庄重地说：“陈书记，没关系，有了这支枪，又有县委的领导，我有信心拉起队伍。没有枪，我们从敌人那里夺。”
陈金台满意地望着徐海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又回到了行伍之列，开始了为中国的贫苦百姓、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生涯。
农民就是农民，自由散漫是他们的天性。再加上没武器，梭标、大刀算是“硬家伙”了，有的用红布包块木疙瘩，插在腰间，算作手枪，也有赤手空拳的。
徐海东按照军队的操典来训练他的农民自卫军，做“立正”、“稍息”、齐步走“，严格军事纪律和生活作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不料，牢骚话不时的蹦出来：”这像个什么军队，连支钢枪也没得！“
“没有枪，镇不住地主豪绅，更不要说打仗了。”
“还不如先散伙，等以后发了手枪再集合！”
结果，十三个人有一大半不愿意干了。不干就不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但是隐伍一定要扩大。
大革命时留下的火种还在，刚刚被压下去的农会热还没散尽。
徐海东东奔西走，举事实摆道理，进行发动，窑工中兄弟们，特别是徐家窑的兄弟，纷纷加入农民自卫军。队伍扩大到四十人。
钢枪，在农民自卫队员的心目中是稀世珍宝，也是徐海东日暮途穷思夜想东西。他盯上了驻夏店区盐卡民团的一个班，有七支长枪。徐海东决定打民团夺枪。
徐海东装扮成个卖窑货的，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挑着窑货，戴着遮住眉眼的大草帽，在于堂寺盐卡周围，边叫卖，边侦察情况，根椐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7月21日下午。于堂寺盐卡。
盐卡坐落在省城武昌通往黄陂县城的公路上，是进入黄陂县城重要的哨所之一。公路两旁，高山险峻，绿树成荫。
太阳光懒洋洋的，照得守卡团丁也懒洋洋的。
两名团丁倒背着长枪，站在卡子边。
没戴帽子的高个团丁打了呵欠，口水流了出半尺长。
“妈的，这天头难熬啊。口里寡淡，多久没见荤了。连个小鸡也抓不来。”
矮个子团丁眯着老鼠眼，听了高个子团丁的话，咕嘟吞了泡口水，条件反射地也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是该吃点什么了。妈的，上个月的饷钱还没发，吃介屁！”
咯吱，咯吱，咯吱，一阵响声传来，从武昌方向的公路上，移动过来一乘滑竿。有一管家模样的人，一颠一颠地跑在前边，滑竿后跟着两个挑东西的人，一个担行李，一个挑两个箱子，走得汗流浃背。两个脚夫抬着绑的竹靠椅的滑竿，走得很起劲。竹椅上坐着个人，因凉篷遮掩，看不太清脸。但，宽檐凉帽、黑绸裤子，白绸衫子、手特文明棍，却清晰得很。从中透出了气派和地位，令人一看便知。
“是个有钱的！”两个团丁几乎异口同声。
“干什么的？”高个团丁有些讨好地喊道。
“老总辛苦了，”管家模样的人忙上前，不卑不亢地说，“我家‘老爷’从省城回来，看望刚上任的县太爷。他们早年共一个先生发蒙，情同手足。”
滑竿上的‘老爷’从竹椅上下来，迈着四方步，踱到一棵白果树下，拉着长声说：“嘿，老七呀，这树下倒挺凉快，歇歇吧！”
被称作老七的管家忙点头应道：要得，要得，‘老爷’。“
“既然是县太爷的朋友，那就歇歇吧。”高个团丁把纸烟夹到耳后说。
矮个团丁笑嘻嘻地说：要得要得，不碍事！县太爷的朋友能在我的这个卡子多停留一会儿，那是我们有福气呀！“
“阿福，到那边搬几个西瓜来，解解渴。”“老爷”。“老爷”吩咐着。
不一会儿，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