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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刘士奇1932年8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10）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11）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30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1930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12）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AB团”的号召，大开杀戒。
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13）不久便以“肃AB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AB团”。刘士奇后来在1933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04 沈泽民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我立即被推出会场。（P25）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14）“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15）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P26）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P27）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
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7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05 戴季英徐海东1965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25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74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P22─23）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4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16）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17）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18）“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AB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在1932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P27）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1927年到1935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P39）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P23）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19）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1933年12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28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25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1962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P70）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1965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P33）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P62）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28军的成立削弱了红25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25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25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P33）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1930年3月成立红一军；1931年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4万多、地方武装20多万人。以此衍生出4支部队和4块根据地：1932年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6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129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5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25军与28军主力合组为新的25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115师344旅。
25军长征后，原28军留下的部队组成82师，后又扩编为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3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4支队。
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1935年9月组成74师；抗战后与15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115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25军起来了；25军走了，28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5师和1947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1955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200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1935年初红25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9月初全军3400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