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从宁条梁向西长驱直下，6月9日，到达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
军团指挥部正在开会。
“北关泉水源头，有敌人一个排把守；豫旺县城城墙高八米，宽两米；城内有六百守敌！”侦察连长向徐海东汇报着，“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回民。城外还有二十一座碉堡，两道防线！”
大家议论纷纷。坐在墙角的徐海东站起来说：“这个县城必须拿下来！断水源、困孤城！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茅塞顿开。会场又热烈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断水源，困孤城”的详细作战方案拿出来了：第七十五师担任围困豫旺县城的任务，先肃清外围碉堡和两道防线，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第七十三师沿公路向北寻查、军团骑兵团沿公路向南寻查，担任打援的任务，并伺机扩大根据地；警卫营解决北关水源，并保证对城内断水。
同时，军团政治部发动政治攻势。每天有小宣传员对敌喊话，或化装进城张贴、散发油印的传单，以瓦解敌人。这些口号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马鸿逵是回民的败类，是回民的敌人！”
“红军是农民的军队！”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
徐海东拉开了打持久战的架势。此时的徐海东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打仗时，更重视政治攻势的威力；更重视正确政策的效果；更体会到，一个高级指挥员，最主要的是每一个战斗或战役的正确战术、方针和部署，而不是一味地带兵去拼杀。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计划在顺利实施着。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27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宁夏城。马鸿逵寝室。
秘密客厅装饰得比大客厅要古朴典雅得多，象牙、玉雕、宝石、古画，应有尽有。
马鸿逵把白帽放在衣架上，对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还有那个日本军事代表说：“各位请坐！”他指着紫擅木制成的法式沙发。
“徐海东这批‘孩子军’还真够厉害，不到两个月使我损失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消灭共军。”马鸿宾气愤地说。
“我如集大家来，就是商议我们的合作问题和作战原则”。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呷了口茶说，“我要徐海东有来无回！为他举行‘天葬’！”
马步芳、马步青虽没有受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的打击，但中央红军和现在继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他们以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两个对今天的秘密聚会也是很积极。
“我们的优势是骑兵多，机动作战能力强，”马步芳吸着鸦片烟说，“可是现在，这些骑兵都分工用在各个围子寨子和县城中，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近半年来的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对付善于游击战的共军！”
“好！”坐在末端的日本军事代表，身穿和服，留有一缕日本胡，鼓掌说，“马主任高见，各县城寨子由民团担任守备，步兵和骑兵集中，担任出击、救援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马鸿逵那双深陷且冒着凶光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在想怎么借这个机会再敲“老头子”（蒋介石）的竹杠。他狡黠地说：“还可以向南京要钱嘛！”
此时，马步青、马鸿宾已经哈欠连天，浑身无力，眼泪直流，是来大烟瘾了。
“装四锅上等好烟，再把娇娣、彩花、媚姐、秀梅叫来！”马鸿逵对秘书吩咐道，“叫厨房准备一桌丰盛酒宴，我要磊宴宾客！”
日本军事代表用眼角瞥了一眼这四位“病夫”，暗想：像这样怎么能成大器呢？！失望地回去了。
马氏集团的作战方针形成了：各县寨由民团担任守务，所属部队接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三个多月的西征作战，给“蒋介石的走狗”——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预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豫旺县城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
豫旺堡和豫旺县城一样，也是个回民城池，同处在宁西公路上，不过一个在山北，是个山城；一个在山南，是个盆地小堡。据说，豫旺堡比豫旺的历史还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堡有三座阿拉伯式穆斯林清真寺，圆圆的拱门，可走过马车；高高的塔楼，直插云霄。头戴白帽或头裹白巾的伊斯兰教信徒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
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好响亮的名字，其实，不过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条板凳摆在唯一的桌子孙旁，桌面右侧有台野战电话，左边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自绘地图铺在桌面中央。土墙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搭在木钉上的一条毛巾，地上唯一的家俱是一个磕没漆边的脸盆。
彭德怀穿着他那件感到很得意的衣服——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正在招待徐海东和程子华吃饭。因为红一军团就驻扎在周围，首长们开完会，就回去了。彭德怀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留下，说要给他俩改善伙食。虽然只有两道菜——炒白菜和水煮毛豆，每人一碗面条，但气氛很活跃、融洽。
谈话中听彭德怀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吧！”
彭德怀瞅瞅徐海东，又看看那块表说：“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看！我还有呢！”
“你真是财神爷呀！上次没有你那‘雪中送炭’的五千元，我们恐怕早冻城冰块啦！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彭德怀说着接过怀表，放到耳边听了听，怕是这位徐老虎开他的玩笑。顿时，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出了笑意。
“当然是暂借给你的喽！”徐海东认真地说。
“难道是小护士送你的定情物？！”彭德怀开起徐海东的玩笑来了。
“不！不是！”徐海东沉着脸说，“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后来送给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时又送给了我，可惜沈书记他已经……”
彭德怀听着，又把它放到耳边，好像在听它的那桩说不完的故事……1946年，彭德怀同志把它交还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同志。
彭德怀和徐海东性格相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喜欢说笑……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故友重逢，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个‘洋鬼子’又来了！”警卫员说。
彭德怀前几天就给徐海东说过，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和他的部队。徐海东曾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但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彭德怀却说：“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一个‘洋鬼子’？直说就是了！”经彭德怀这么解释，才稍放下点心。
警卫员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春风的外国青年走了进来，和彭德怀、程子华打过招呼后，两眼盯着徐海东，因为他从没见过徐海东。
彭德怀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
徐海东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像个顽皮的孩子，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就是被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的徐海东？！”斯诺表示惊讶，他从挎兜里掏出传单，递给了彭德怀。这是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根据地上空，散发的反动宣传传单。传单上写着：……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页。）
斯诺不相信，对面这个像个顽皮孩子的人竟是南京悬赏十万大洋取他首级的徐海东；更不理解，南京政府重奖缉拿的“匪首”，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见到您，我很荣幸！”斯诺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和一位中国窑工，又是红军将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要访问红十五军团当真吗？”徐海东问，“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
“如果您允许，过一两天就去。”斯诺回答。
“好吧！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徐海东爽朗地说。
饭已经吃完了，警卫员抱进两个瓜。四个人坐在炕上，边聊天，边吃瓜，个个像孩子似的，淘气地往炕上吐起瓜籽来。
1936年8月26日。豫旺县城。
一队人马由南向豫旺县城而来，马蹄嗒嗒黄土飞扬。大道两旁葱绿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有的俯首啃草，有的仰头倾听周围的动静；兀鹰和秃鹰在头上回翔，好似在寻找猎物；突然一群野羚羊走近马队路过的大道，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头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大道上的马队望见了豫旺县城的城楼。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其他的房子像是刚刚建起，旁边还放着一些破木碎瓦。
他们顺利通过检查，进入了豫旺县城。这个古老的回民城郭，居民约四、五万人。县政府的两层楼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有人告诉他们，这座楼和城外的房子，都是红军攻城时马鸿逵的守军纵火焚烧过的，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据守或攻城的阵地。
马队直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也是一间茅草屋，与彭德怀的司令部的陈设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墙上多了件装饰品——马鞭；另一个徐海东睡火炕不习惯，拆了火炕，设张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有套蚊帐。
徐海东知道斯诺要来，没去练兵场，专门在司令部等候他。他只有两套制服，没有彭德怀的高级——用降落伞做的背心，今天特意穿上那套只有一个补丁的军装，这套军装只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或是给士兵上课时才穿，平时，穿那套有五个补丁的制服。
斯诺刚进门，就惊讶地问：“为什么您不住县政府的两层楼？”
“那是地主老爷住的地方，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和老百姓住的一样！”徐海东随便地答道。
“空着，不是浪费吗？”斯诺不理解地追问，“已经用做红十五军团的被服厂喽！”
两人谈一阵，斯诺怯怯地说：“听说您这里有个回民教导团，如果可能，我想去采访！”
“可以！”徐海东马上说。
斯诺、徐海东和参谋部的一个会讲英语的干部，骑马来到了回民教导团驻地。
这是一个回民地主的大院，红军占领豫旺县城后，主人逃走了。这所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墙头很厚，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房子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青色的砖地没有任何肮脏的痕迹，回民士兵非常讲究卫生。
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和标语：“打倒伊斯兰叛徒马鸿逵！”“反对日本造机场、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
“回汉两族人民能否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斯诺问迎面而过的一个回民战士。
那个战士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中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人瓣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反对红军，你怎样对待他们？”“我人亲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部分阿訇都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连长就是个阿訇。”
“但是，有的阿訇说服不下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
在回返的路上，斯诺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在整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晚上，斯诺问起徐海东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时，徐海东瞪大眼睛，坐直了身子说：“我家的人全都被杀了，共六十六个人，全被汤恩伯、夏斗寅他们枪决的，只留下一个哥哥，他在四方面军里。”
“六十六个人！”斯诺惊奇地重复着。
徐海东惨然一笑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比较大而已！”
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呆了五天。第三天，即28日，徐海东陪他到第七十三师前线和红军剧社看戏。后两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他一直在向徐海东及其部下提出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和目前西北的情况等问题。
斯诺在他的采访记录《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日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9页。）
几天的交往，洚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答应他，回到白区后，给买两颗假牙。斯诺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广泛的取材，他最后给徐海东的评语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7页。）
斯诺是徐海东一生中接待过的所有记者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徐海东每当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总是笑着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
保西安写诗篇 一心系抗战1936年9月底。甘肃打拉池。
徐海东在一扭城堡式的房子里，会见了随同红二、四方面军弟的朱德总司令和原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
徐海东双手紧紧握住红军总司令的手，望着他那温和而又庄严的脸和士兵般的朴素装束，激动地说：“我总觉得见过面，你指挥打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