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早，不能使你更快地进步；跟着我，让你受苦了，等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给你更多幸福，给你买两身花衣服！……”
两人说笑着，陶醉在北方入秋的夜景之中。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一个理论基地，也是培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熔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副院长是孔祥熙、马寅初的同学，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校舍由东西各三十多个窑洞组成。远处看，好像一条黑白相间的玉带绕在山腰中。教室是由一些用木头柱子搭起的草篷顶大房子，没有课桌，膝盖就是每个人的课桌，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室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正在认真倾听毛泽东讲〈矛盾论〉。有的迅速记录，有的低头深思，有的不时点头。
毛泽东没有稿，但语言流畅，声调激昂，也不乏幽默诙谐之句，不时引起学员的哄堂大笑或阵阵掌声。
“早晨，我一进窑门，考官（马列学院的学员）给我一张考卷，让我谈谈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毛泽东说，“这可把我给难住啦！”
教室里的所有学员都愣了，用惊疑的目光望着毛泽东，不知道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考毛主席？
毛泽东呵呵一笑说：“这张卷，我只能得五十分哟！因为全国的苏维埃区域有十几块哩！那五十分，我请海东同志替我答喽！让他讲一讲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大家说好不好哇？！”
“好！好！”
“让徐海东说说他是怎样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的？！”
“让他讲讲鄂豫皖苏区！”
……
学员们一个劲地鼓掌，叫喊，好像一群中学生在起哄。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有许多是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几经磨难的“老地下党”。但是在马列学院这民主、团结、平等的学习气氛中，他们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甚至互相起个外号、或互喊小名，……
坐在徐海东旁边的人，把他拉起来，让他上台。徐海东红红的脸，哽咽着说：“我是个粗人，没有文化，讲不了话！还是让毛主席讲吧！”
毛泽东这时下了讲台，走到徐海东跟前鼓励他说：“什么老粗老细，你打仗指挥得好，群众工作做得好，给大家讲讲实际斗争情况嘛！”不要被理论吓倒哟！敌人的几个师你都不怕！还怕这个小小讲台。走！我陪着你！“
徐海东被大家热情的推上了讲台，毛泽东坐在旁边。徐海东开始有些紧张，干咳了两声，既是清清嗓子，也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他语气紧张地说了一分多钟，还不时地转过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却向他点头微笑，表示很赞赏。接着，一切就像平时谈话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七条枪闹革命讲到鄂豫皖的强盛，在讲艰苦斗争经过的同时，还总结了一次次斗争的经验教训……
课堂上时而雷鸣般的掌声，时而发出呵呵的笑声。真没想到，他那一课，听得大家津津有味，博得了全场同志的喝彩！
最后，徐海东说：“我这不是讲课。拿四川话说，这叫‘摆龙门阵’。”
教室里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十六年后，徐海东回忆在马列学院的这段学习收获时说：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0页。）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太阳像个大火球烘烤着山村和城镇。9月的西安，仍然酷热如夏。延安军事检查团由徐海东这位少将旅长任团长，中午时分，徐海东步入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门。
徐海东是9月15日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的。团里除了有四十多名干部跟随其后，还有他的妻子周不屏和儿子小林子、刚两个月的女儿小松子，也随行其中，在徐海东还指指点点，而徐海东却对他毕恭毕敬。
这个神秘的“秘书”就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同志。他长期在白区工作，为隐瞒自己的身份，装扮过工人、农民、教书先生和阔老板。有一次，在沈阳，为了从盯梢的敌人眼皮底下溜走，他还穿上了旗袍，包上了头，装扮成一个大家闺秀。现在，他要带领徐海东等四十多名干部前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改名胡服，又装成徐海东的秘书。
徐海东一行刚一进西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就纷纷前来迎接、拜见。他们之中，各色人物都有。有的是想贪图一下蒋介石悬赏十万元收买其脑袋的这个人的风采；有的是想看一看西安事变时守候南大门的这员虎将的尊容；有的是想试探一下几万国军都没围追堵截住的徐海东，到底有什么本事；有的是想来摸摸徐海东一行有什么特殊目的……
白天，徐海东接见来访客人，刘少奇总是穿着那件粗灰布长袍伴随前后，充当秘书的角色；夜晚，反过来，刘少奇找人谈话，徐海东再充当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学生。刘少奇有多年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指点徐海东，告诉他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见，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刘少奇同志的沉着、冷静和机智，使徐海东十分敬佩、也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益。
徐海东离开延安前，把身边的三件宝：手枪、望远镜和一副漂亮的马鞍子送给了左权，同时领了一笔残废金。
“海东有个好习惯，每次领到残废金总是让大家享点口福！”一个干部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望着坐在旁边的徐海东微笑着将了他一军。
徐海东是个直性人，马上说：“是呀！在延安，每次请客都是小米、山药蛋、南瓜一类的东西，我想到西安后，请大家吃顿好的！”
正在伏案写东西的刘少奇，放下笔，转过身，风趣地说：“那好啊！去吃西餐怎么样？”
他们真的来到了一家西餐馆，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菜名到底是什么菜，该点些什么？还是刘少奇拿过菜谱，指点一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送上刀子、叉子、白餐布等餐具摆了一桌，又端来了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
“妈的！什么东餐、西餐，原来是娃娃吃的东西嘛！还戴什么兜兜！”徐海东说。
大家都被逗乐了。
“听说到了共产主义，都要吃面包、喝牛奶。”有个干部说，“那不都成娃娃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那不见得，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到那时也不一定都吃牛奶、面包……”
这顿西餐，大伙虽都没吃饱，却也都为开了一次洋荤而心满意足了。然而，徐海东打算用三十元残废金买件毛衣的计划，却泡汤了。
刚回到办事处，敌机轰炸的警报声又响了，刘少奇和徐海东马上组织干部、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城墙脚下的一个防空洞去，日本空军扔下炸弹、燃烧弹，在办事处附近爆炸，燃起了熊熊烈火。刘少奇和徐海东最后跑进防空洞，在洞口坐下。
“这鬼地方，地上的特务、汉奸到处盯梢，天上的鬼子，也经常来袭击！”徐海东骂道。
“日本空军的炸弹是专门欢迎你这少将旅长的哟！”刘少奇开玩笑说。
徐海东心想：他们若是知道你也在这里，会加倍欢迎，于是便说，“我们还是早日离开西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蒋介石也加紧了向日军妥协的步伐，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边疆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华北、华中，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木旬）邑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和伤员的反共事件。
徐海东、刘少奇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从西安出发，奔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路上，虽然受到当地国民党军的“热情”接待，但明争暗头号、杀机四伏。徐海东非常担心刘少奇和四十多名干部的安全。他们迎着飞沙、冒着秋雨，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于11月初胜利到达目的地。
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寒霜铺满了皖东大地。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气氛活跃。
分队长以上的新四军干部正在认真倾听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徐海东是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第四支队司令员前来赴任的，他人地在胡服的右侧。
胡服说：“周副主席在今年初就给我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可是有的同志，恐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积极向东作战，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我和海东同志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同志们：在敌人后方，应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胡服转过脸对徐海东说：“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要我们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拥护的会场都震动了。
徐海东接着说：“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方圆不到十公里，敌人几颗炮弹就打穿了。我们还要像在大别山时那样：招兵买马，扩大新四军，扩大根据地。向什么地方扩大？敌后、日本鬼子的后方，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里，等靠要。我们要独立息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向东、向东，不到黄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徐海东说着，手指向了东方。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四军，特别是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由高敬亭领导留下的红军指战员。时隔几年，他们又见到往日的“徐老虎”的雄姿，又听到他那洪亮激昂的声音，这些老部下、老战友无比激动，好像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
坐在刘少奇左侧的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他刮掉了左右江起义时留的大胡子，显得格外年轻。刘少奇和徐海东的到来，增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他今天精神抖擞，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他最后总结说：“胡服同志和海东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明确了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斗争方向和战略目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夜晚。徐海东宿舍。
一盏油灯，驱走了满屋的黑暗。
“尽管四支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呀！”第四支队的一名干部放声痛哭，“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呀？！”
徐海东遵照中央精神，首先是“整顿”好第四支队。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肺病复发了。但是，他不顾病痛，刚到指挥部，就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了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军长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因他在思想上过分对国民党妥协，其实也受当时的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影响，又因敌人从我内部挑拨离间，致使高敬亭被错杀。从此，四支队名声扫地。四支队内部有很多人为高敬亭抱不平，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和上边统一口径：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
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