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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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 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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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一定要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在风雨如磐的10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表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住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1968年三月,林彪反革命集团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卡断对父亲的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天哪!父亲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现在又患有严惩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肺部呼吸功能已失去了80%,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迫不得已向当时的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一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决不能眼看父亲被活活整死啊!我就想到王震叔叔,请他把这一严惩的情况报告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甩掉了盯梢的人,见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听了十分着急,他果断地对我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王叔叔冒着风险把我父亲的情况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氧气和药品的供应。父亲终于得救了。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亲自提名我父亲为“九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我父亲来到主席台后,王叔叔特地来到隐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徐大哥您好吧,望您多加保重。”父亲也深情地说:“王老弟您好呀,您也要多多保重呀!”互表关怀的深情。
  “九大”会议期间,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父亲因行动不便,不能投票,他就向王叔叔招招手,把王叔叔请到身边,向王叔叔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叔叔深情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时,向我父亲和王叔叔点头微笑。而林彪看到这一情景时,却恶狠狠地瞪了王震叔叔一眼。事后王叔叔对我说:“我当时也狠狠地瞪了林彪一眼。”
  林彪的篡党夺权的阴谋在继续发展。不久,下达了所谓“一号命令”,父亲被疏散到了郑州。林彪、江青一伙和在河南省的代理人,继续残酷迫害父亲,不仅不给必需的药品,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米、面、油都不供应。我把父亲的处境写信报告给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叔叔,王叔叔千方百计找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父亲解决危难,但被林彪在江西省的死党给扣下了。我们全家人悲愤难言。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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