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越过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因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战士十分疲劳，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突然，尾追之敌集中十个团的兵力向我扑来，我军被敌人分割成几部分，处境十分危险。徐海东立即收拢部队，首先粉碎敌人分割包围的阴谋。他与吴政委一起分析了敌情，认为，几天的行军和作战，我军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必须打垮敌人的进攻，尔后才能突出重围，继续西进。于是，马上调出一部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来了个前后夹攻，先歼敌一部，再集中兵力歼灭另一部敌人。这样，我军便巧妙地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全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趁敌溃逃之际，徐海东同志又令部队发起反冲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逃窜。这一仗，敌人不仅没能包围我们，反而被我军击毙和俘虏三、四千人，他们还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而备自逃命去了。我则大踏步地继续向鄂东北挺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程子华同志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高兴地称颂这是一次神奇的战斗。确实，在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战例中，诸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些神奇的战斗，真是数不胜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荆紫关战斗也是打得很出色的。当时，我军于长征北上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连战连捷，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局面，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围剿”。省委听取了程子华同志介绍的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法，及时采纳了徐海东同志的合理建议：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撤至外围寻机歼敌。敌人发觉我军战略企图后，立即尾追。我虽与敌人几次交战，终未取得重大战果。当我军进至商南县东南时，敌人追兵接题而来。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一个团阻击尾追的敌军，而主力部队则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荆紫关，以解决我军被服供应困难。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重地，敌人在此设有临时后方补给点，并有一个营把守。我军以手枪团为先头部队，化装成敌军，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于六月十六日上午到达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组织了列队迎接。我军未耗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知道上了当，立即关闭城门，向我军开火，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手枪团没有重兵器，连一支长枪都没有，无法组织还击，被敌人火力压在城下。正在危急关头，徐海东同志亲率主力部队跑步赶到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仅用一个多钟头，就歼灭该城守敌大部，活捉了敌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物资，单是上等布料就有三千多匹，堆满了我们供给部的住房，门前还放了许多。这时，徐海东同志来找我们，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这下不愁没有军装了吧？”接着，他又问我这么多布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全军只有一个随军被服厂，三十多名工人，把这些布都做成军装显然是来不及的。于是，我提出建议，把布拉成料子，发给干部战士带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一人发了七套衣料，为后来我军冬季服装解决了大问题。
徐海东同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充分表现了他那作为优秀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勇敢的胆略。他虽然多次身临险境并负了重伤，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那高昂的战斗情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部队经一夜冒雨行军，到达方城县的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堵击部队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敌人追兵万余人又向我猛攻，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而我军当时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且因风雨交加，视度不良，先头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加之天气寒冷，战士的手脚都冻僵了，枪上也结了冰，拉不开检。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被压在几条干河堤下和田埂后边，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不顾枪林弹雨，带着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徐海东同志率领一个团担任后卫，当他得知先头部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迅速赶至现场，投入战斗。徐海东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沉着地与吴政委商量对策。最后，在一个战士那里找到了一盒干火柴，点燃了一个小草垛，让大家一边烘手，一边烤枪，不一会便向敌军发起进攻。顿时，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敌人惊恐地喊叫：“共军的机枪响啦！”纷纷丢下武器，抱头逃命。我军转危为安，急忙构筑临时工事，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依托附近几个村庄，与敌人僵持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徐海东同志亲自组织了六、七十名机枪手，端着机枪，排成横队向敌阵地的一个方向冲去，杀开一条血路，让部队突围。敌人见我来势很猛，溃退下去。我军大部队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敌军惧怕我夜战之长，不敢再追。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部队集合在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正准备出发，敌人一个骑兵团向我们冲来，眼看敌军向我进逼。徐海东命令参谋长马上组织转移，而他自己亲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前去拦截敌人，掩护部队撤离。我几十名勇士在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向敌群冲去，敌人立刻乱了阵脚。因为双方骑兵混在一起，敌人无力施展威风，只得丢开我军主力，来对付骑兵。经一、两个钟头的厮杀，徐海东见我军主力部队已远去，使命令骑兵边打边撤，而他只留下几个人继续与敌人周旋。敌军见我阵中仅剩几人，当官的便大喊大叫起来：“抓活的”、“别让他们跑了！”一齐向徐海东扑来。俗话说：“艺高胆大”。我们的徐军长面对敌人骑兵的重重包围和威胁，毫无惧色，凭着一身好武艺，越战越猛，边杀边走，终于杀出了重围。正当全军指战员为他的安全焦急的时候，徐海东同志与敌人周旋了半天，赶回了我们的队伍中，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关心同志爱护部队毛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组建红二十五军并始终领导了这支部队，使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正是他始终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军队，用马列主义培育干部、教育部队的结晶。
徐海东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有特别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担任军事指挥等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每个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指战员们谈心、谈工作，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和他们的疾苦，用毛主席的人民军队思想教育部队、培养干部。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职期间，对全军团、营干部和一些连队干部能做到了如指掌，可以说出各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本人个性等。他每次与人交谈，都能让你心情舒畅，该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园满的解决。我记得，在我任供给部政委期间，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领导同志因工作产生了矛盾，团结不好。徐海东同志得知后，马上找我们谈话，他详细地了解情况，帮助我们交流思想。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之间就好比左右手，配合不好就会自己打自己；团结不好，就不能搞好工作，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失。因此，要顾全大局，工作中互相谦让，互相配合。”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悦诚服。从此，我们十分注意互相之间的支持和谅解，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徐海东同志始终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注重同志之间的团结。从重建红二十五军到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与吴焕先、程子华、郑位三、徐宝珊、郭述申等同志共同战斗过多年，可算是“老搭挡”了。他们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总是互相谦让和耐心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给全军干部树立了好榜样。所以，红二十五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拧成一股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徐海东同志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当吴焕先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泾川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徐海东同志特地找到我，流着泪说：“你们供给部要想办法为政委买一口好棺材，做一套好衣服。我要把他穿的一套内衣收藏起来，带到中央去，交给毛主席。”他马上又到前线向大家作战斗动员，他说：“吴焕先同志是我们的好政委和领路人。他的牺牲是我们红二十五军胜利前进中的一个重大损失。政委给我们留下了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敌人，为政委报仇。”
徐海东同志对部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把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列人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中。他时常利用战斗间隙，来到我们供给部，听取工作汇报，详细询问部队给养、服装供给的实际情况。他常说，部队作战这么艰苦，我们不搞好供给，不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就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供给部的全体同志努力搞好工作，积极为部队服务。红军时期的供给是没有保障的，给养供应主要来源于地主老财。常常是打到就吃，打不到就忍。有时在内线作战，筹粮很困难，战士们就以野菜、树叶、树皮、葛滕很充饥。每遇到这种情况，徐海东同志不是亲自带领部队袭击敌人后方，从敌人手中夺粮，就是指派专人，克服重重困难，外出筹粮。他还帮助我们作好周密计划，合理安排，并经常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必要的储备，决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在徐海东同志亲自过问和直接关怀下，红二十五军的供给明显好转，部队生活逐步改善，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长征到达陕北后，还结余了约万元和许多军需物品。根据徐海东同志“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这些经费、物资交给了中央供给部。
在与徐海东同志的共同战斗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我永生难忘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季，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旅长，我任营教导员。在町店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我左手负伤，被送往旅医院治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同志和当时任旅政委的黄克诚同志特地赶往医院看望我们。他首先表扬了我们营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敢打敢拼的精神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并安慰我说：“你光荣负伤，我们代表大家来看望你。到后方好好养伤，遇到什么困难就转告我们，由我们帮助解决。”这些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在后方医院治疗，很长时间未能恢复。我实在呆不住，就回前线了。徐海东同志见我伤未痊愈，严肃而深情地对我说：“希才同志，在前方打仗是战斗，在后方养伤也是为了战斗。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他与黄克诚同志商量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直到完全恢复了健康，才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
只要与徐海东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而感动。他虽身居要职，但从来不摆架子。无论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建国以后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时刻注意接近和深入群众，关心和爱护同志。徐海东同志的职务先后变动多次，可他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却分毫未减，记得在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养伤期间，有一位同志带着孩子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临别时，徐海东同志轻轻地拍拍孩子，笑着对她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们可要把她抚养好、教育好哟！”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塞到她的手里，接着说：“我也没有什么送给孩子，请把这一点心意收下。”这几块银元，凝集着徐海东同志对下一代寄予的无限深情和对部下的一片厚意，感动得这位同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海东同志省吃俭用，并没有什么积蓄，而他对同志却给予慷慨帮助。
徐海东同志在待人接物中，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你有事找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帮助解决。因此，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战争年代里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住进北京后，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开会或去北京办事，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不管职务高低，他都热情接待，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工作，从各方面关心同志，给他们以温暖。
徐海东同志对别人是热忱相待，可对自己从不作特殊照顾。他先后九次身负重伤，可总不当一回事，拼命为党工作，终因积劳成疾，病倒在战场上。正因病魔缠身和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的残酷迫害，致使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徐海东同志襟怀坦白、大公无私、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品德；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先辈们的遗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战友情——徐海东和陈赓 张麟革命的火焰，在鄂豫皖三省各个山区燃烧。一支又一支游击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派来了许多党政人员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以及郭述申、陈赓等先后到了大别山。随着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批又一批升级，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团也发展成为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了。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黑棉袄、蓝布裤，可是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已经很像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从中央来了许多人，其中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整天笑，笑得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可是，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人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新的部队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一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巧在洗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来来来，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沉着脸说：“我洗过了，找你是想说说，我不想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一个人来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个大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我是说，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不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家门前转圈圈，这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