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疾风知劲草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会师彻夜倾谈一九三四年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率领一部分部队，遵照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遗嘱，从鄂东北赶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与徐海东领导的二十八军胜利会师了。两军会合，如虎添翼，军威大振。
当夜，指战员们都睡着了。在这万籁俱寂、天寒地冻的深夜里，唯有豹子岩一间断壁残垣的瓦房内，炉火熊熊，红光闪闪。窗棂上影映出两个高大的身影，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地交谈着。
吴焕先感慨万千地说：“海东同志，事实证明你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这次从鄂东北赶来，就是准备听取你的批评的。”
海东深知焕先同志的诚意，就象在严寒中需要温暖一样，希望能得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这时他非常理解焕先同志的心情，就顺手添了一把柴，拉着焕先到火塘边坐了下来。一边烤着火，一边谈着心；火苗越烧越旺，两人的心，越谈越热。他们一起分析了铸成这次错误的原因，从思想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海东真挚地对焕先说：“那时，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是，那次错误不能由你一人负责。”
“不！海东同志，那时我的一票很有份量。你能谅解我，但作为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原来，一九三三年春，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当时的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坚决执行省委这一错误决定。在召集师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唯有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明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不能围攻七里坪的正确意见。可是，会上多数人通过了省委的错误决议。围攻战斗结束后，果然我军损失惨重。由于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甚多，疾病流行，缺粮缺盐，致使部队大量减员，由一万三千余人减少到了六千余人。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严重摧残，中心苏区全被敌人侵占。
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开始向皖西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阻击，只好又从皖西向鄂东转移。可是，当红二十五军在夜间通过麻城县北、黄土岗的公路时，敌人突然切断了我军的队形。当时，徐海东同志身患重病，他立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率领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进行掩护，没有冲过公路，被迫向皖西转移；吴焕先等同志带领军部、七十五师及七十四师一部分部队，冲过公路则向天台山集结。
后来，海东率领的部队在皖西北道委领导下，成立了二十八军，转战皖西。在河南商城南葛藤山战斗中，歼敌近一个师（敌师长被生俘），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把自己装备得兵强马壮。吴焕失率领的部队在天台山，遭到了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的围攻，周旋了两个多月，部队伤亡很大，几乎濒临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逝世前，指示吴焕先同志把部队带到皖西，与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会合。……经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历程，今天这两支铁军终干会合到一起了，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呢！
此时，天已放亮，野外凉意仍浓；屋内却温暖如春。吴焕先和徐海东同志一夜没合眼，也没有一点倦意。他们俩越谈兴越浓，一起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两军的合编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两军合编为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不设师部，番号仍然沿用红二十五军。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战斗历史上，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奇袭罗田敌巢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重新露面，就象在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在国民党军政领导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一面训斥鄂豫皖的“清剿”军无能，骂他们是饭桶；一面又喝令十几万“清剿”军继续向商城东南合围，妄图把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扼杀在襁褓之中。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国民党各路“清剿”军正向商城东南咄咄逼来，而我军则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战，两军刚一会合，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又很困难。部队从一九三二年以来一直没有穿上棉衣，经常以野菜充饥，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野菜稀汤。这次面临着十几万敌人的“清剿”，就是能抵挡一阵，也支持不久。但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合编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革命的群众也大力支持，慷慨激昂地说：“烧杀决不能使我们屈服，烧了老子的房子，烧不了老子的土地！”“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海东听了同志们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非常激动，但他觉得一个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他与吴焕先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的利弊，在召集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各级负责人的会议上，他提出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避其锋芒、击其所虚。现在敌人集中十几万人来合围我们，后方必然空虚；我们就连夜奔袭，深入到敌后去捣毁敌人在罗田的指挥部。一来可以避其所长、击其所短，二来可以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补充自己，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会上同志们一致赞同海东的意见，作出了决议。除留下地方部队迷惑和吸引敌人外，红二十五军当夜在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象一支利箭，直插敌人的“心脏”——罗田。
部队昼宿夜行，每天以百十里的速度前进。徐军长、吴政委每到一地都找群众谈话，了解敌情，尽力避开敌人的耳目，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晓地向罗田逼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部队隐蔽在罗田县城四周，很快就要拉开激战的序幕。
罗田，是国民党集团军司令郝梦霖的指挥部，也是敌人枪枝弹药、军需物资的重要供应基地。但大部分部队都调去围剿红军，只留下少量部队。此时郝梦霖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
天刚拂晓，罗田县城四周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徐军长、吴政委带着各路红军奋勇攻城。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情头转向，到处乱窜。郝梦霖也从梦中惊醒。一面吆喝部下尽力顽抗，一面通过电台向邻近敌人求救呼援。这时，徐军长带着一路红军已打进城来，他一面组织部队打开仓库，搬运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一面指挥部队紧紧围攻郝梦霖的指挥部。城内城外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眼看着敌人招架不住了，郝梦霖也马上要束手就擒，忽然，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城南面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吴政委在城内南边立即率领部队进行阻击，并派通信员向徐军长报告。通信员立刻沿着部队的攻城路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寻找徐军长，不料，在途中却饮弹牺牲。这么一来，不但徐军长不知城外来了一师的援敌，而且吴政委也不知通信员中途牺牲了。情况万分危急！
俗话说“困兽犹斗”。城内的敌人通过无线电联系，知道来了一个师的援敌后，就更加奋力顽抗了；城外的援敌在军官的督战之下，也向城里逼进。这时候，吴政委非常焦急，心想：继续打下去，恐怕会被敌人包围；撤走吧，徐军长在城内还没有出来！怎么办？时间越来越紧迫，再不能犹豫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坚决顶住援敌，一面亲自率领手枪团大部人员和一个步兵营，迅速打进城内接应徐军长。
徐军长听说城外来了援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撤离，缴获的弹药和军需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走的一律放火烧掉！霎时间，罗田城内升起了一股巨大的火焰，不但挡住了城外的援敌，而且掩护我军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弹药枪支和军需物资，其中军衣两千套、银元一万多元。战士们喜笑颜开地说：“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够大方的，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枪弹、钱粮，连个收条都不用打了。哈！哈！哈！…”朗朗的笑声，填满了山谷，久久地回旋在鄂豫皖的上空。
长岭岗良机歼敌海东同志任军长期间，红二十五军几乎是每战必胜。如高山寨首战，歼灭东北军一个营，我军只付出亡二伤五的代价；在光山县灵隐寨之战，击溃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刘震华三个师，杀伤敌军千余人，而我军只有百余人伤亡；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我军只动用了两个团和一个手枪团（约一个营）的兵力，以伤亡三十人的代价，就几乎把东北军一一五师全部歼灭。这一仗，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打得痛快极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一天，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抵达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长岭岗山区。
长岭岗山高、林密，主山脉由北向南延伸，东西两边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整个山势，越向南山越高、树越粗、林越密。当时部队就在长岭岗南端各个有利的地域内隐蔽着。同志们跑了一个晚上又饿又累，刚准备埋锅做饭，突然山下响起了枪声。
“呯！呯！啦！哒哒！”
“轰隆、轰隆！”枪声、炮声，响个不停。原来松弛下来的部队，现在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徐军长命令部队准备打仗，不许生火做饭。那时候，我们见了敌人眼就红，也不觉得疲劳和饥饿了。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只看见敌人在长岭岗北面一个小山头上，分成两路向上迂迴，边爬山边射击。可是等到敌人先头部队只距离我警戒部队不到一千公尺时，突然不再前进了，只是一个劲地打枪打炮。当时我们弄不清敌人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支运输大队‘不积极’，可能是爬山爬累了，加上我们没有组织队伍‘欢迎’他们，所以就拖拉些。”这几句俏皮话，逗得同志们又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
徐军长、吴政委这时正在我们二二四团最前面的一营阵地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徐军长对吴政委说：“这部分敌人火力很强，机关枪多，装备一定不错。”吴政委这时想起攻打罗田时，曾看到敌人的报纸上宣传东北军装备优良，便应声答道：“对，很可能是东北军。”接着徐军长建议吴政委一起到前沿各个部队转一转。他俩在密林里钻来钻去，翻过几座大小山头，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布置我军伪装。
在去西边前沿阵地的途中，为了抓紧时间，尽快摸清敌情，采取对策，他俩决定兵分两路：吴政委去南边前沿阵地，徐军长去西边前沿阵地。看看我军南面有没有敌情？徐军长一个人来到前沿阵地，突然被一名哨兵拦住，他怕军长有危险，便报告说：“敌人就在前面一个小山头上，有好几挺机枪不停地射击，但没有目标，一会打这，一会打那，好象还不知道我们在它的眼前。”
“你分析得不错，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军长听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