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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严厉批评秘书说：“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做，贺老总工作这么忙还要打搅他。今后做什么事必须要先报告。”贺帅的红旗车已来了，海东同志决定同我和家里人一起去看望贺帅。海东同志很高兴的在贺帅家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来了。林彪、“四人帮”就说海东同志这次去与贺帅密谋“二月兵变”。后来又造谣说，徐海东“支持刘震、成钧、张廷发、何廷一夺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权。”当时，海东同志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说：“张廷发、何廷一同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当了他们的黑后台呢？”海东同志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说海东同志“手伸到全国全军”、“在大连召开黑会”、“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说海东同志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彭罗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说海东同志“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讲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党中央已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林彪、“四人帮”迫害海东同志的手段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海东同志九次负伤，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们就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对外就造谣说海东同志是病死的，该死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停发给海东同志文件，拆除电话，禁止与外界来往。由于海东同志不能自己活动，身边总有警卫员照顾，直接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于林彪、“四人帮”整海东不服，就办他们的“学习班”。当这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就将海东身边工作的乐广田、马贵锁、秦明范、吴世界四位同志及炊事员、管理员等全部调走或复员。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海东。他们进行“床前批斗”，用拳头顶着躺在床上的海东同志的额头，逼着他承认一贯反党；逼着他向毛主席请罪。在生活上，他们撤走所有直接照顾海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后，海东的一切全靠我和孩子们照应。冬天每天只给烧四个小时的暖气，开始烧得烫手热得受不了，突然又抽进凉水，使温度猛然下降。因海东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结核、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百分之八十的肺失去了功能，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们只好买了七个火炉子，来保证海东屋内的温度。海东自一九六二年大吐血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海东同志一切药品和氧气。我和孩子们向当时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们买了几个氧气袋，乘出租汽车到北京郊区九龙山氧气厂去充氧气，用来维持海东的生命。海东是个久轻风霜的老战士，当他知道了这个严重的情况后，仍然很冷静，为了争取时间，他要我们把氧气放到最低限度。有时因氧气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面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青紫色。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都碎了。海东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他对这种情况实在想不通，曾伤心地对我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在这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爱的周总理，但我得知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全国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东也一再说，不要去麻烦总理。海东开始发烧了，我们没有治疗的药品，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的让海东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东同志被断药、断氧的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他。王震同志不避风险，火速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四月十二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对海东同志药品和氧气的供应（周总理的指示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中陈列着），这样海东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将徐海东置于死地。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郑州海东住的房子是多年没有人住过的，一烧暖气灌了满地水，使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经一五三医院的李士峰大夫积极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们又把李大夫调回，把护士撤走。这样，海东的病就由肺炎发展成肺脓肿。我们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我们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脱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直到海东临终前才找几个人来会诊，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可他们马上把她“轰”走了。海东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了，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东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三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月1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月2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