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旁屎畹缺唷段逅氖逼诘纳缤拧罚�1），第124~132页。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郑超麟*》，东方出版社，1996，第5~21页。
新文化运动在各省之间不同步，在各县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新文化形成“运动”（3）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第33页。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64页。销量排在第二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很低（一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297~395页。排在第三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207~212页。有关孙中山最早提出说，见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冯天瑜《新青年*诉求特色刍议》，两文均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第62、170页。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该期有四篇文章提到“新文化运动”。其中三篇是陈独秀写的《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另一篇是《长沙社会面面观》，注明是由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申报》1920年3月21日。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新文化形成“运动”（4）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引自《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见《五四运动*》（上），第153页。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4页。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93~394页。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7期，1920年1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03~305页。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辞书，也几乎一致以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之开端。如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示威之国民外交运动也……论者谓为新文化运动之始。”舒新城主编《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第94页。又如1934年出版的《政治法律大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五四运动以政治的运动始，以后演为新文化运动，实开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之新纪元。”高希圣、郭真编辑《政治法律大辞典》，科学研究社，1934，第40~41页。1949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亦称：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底开始。”顾志坚、简明主编《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49，第28~29页。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1）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此数据由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青年》光盘检索统计得到。内中包括“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其中专门讨论“*”（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平*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金观涛、刘青峰曾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只出现了305次。此外“德谟克拉西”（包括“德先生”）208次，“民治”194次，“民权”30次，“平*义”53次。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56期，1999年12月。笔者根据同一光盘版检索，所得结果略有出入：“科学”1907次，“赛先生”6次，“赛因斯”2次；“*”260次，“德谟克拉西”（包括“德莫克拉西”、“德先生”）205次，“民治”70次，“民权”30次，“平*义”3次。在总字数超过541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系列主题词的出现频度极低。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108页。“*”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陈独秀高悬“*”“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与科学。正因为*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已经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九一八后的“*与*之争”，恰是有人试图挑战“科学”与“*”的权威而引发。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2）
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并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适在综览各种解释后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胡适所称的“新思潮”、“新思潮运动”，与时下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同义。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之狭义范围内，而且完全将“*”排除在外。阐述虽然具体，却远没有“拥护德、赛两先生”那样具有决绝的气势。亦因为此，陈独秀这篇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
由于不满意陈独秀的诠释，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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