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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理而言，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比陈独秀的“德、赛两先生”更为精当切要。然而，胡适的诠释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撰文指出：“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郑振铎：《五四运动的意义》，《*》第29期，1946年5月4日，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187页。“科学与*”（尤其是“*”），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3）
实际上，后来史家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63页。《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如《新青年》曾计划邀请“女同胞诸君”讨论“女子问题”就未能落实。
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此两点为蔡元培驳复林琴南时所归纳。林、蔡往还书牍收入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03~116页。这两点，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亦可得到印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遗生：《最近之学术新潮》，原载《*》，《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隐尘：《新旧思想冲突平议》（一），原载《民治日报》，《每周评论》第17号转载。
最值得注意是《申报》的两次报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报道称：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野云：《白话文在北京社会之势力》，《申报》1919年11月16日。综而观之，当时《申报》等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巨大反响，其实不难理解：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砸了旧式读书人的饭碗，而反对孔教则意味着推倒了旧式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4）
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40~448页。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上海群益书局刊登《新青年》杂志广告，见《申报》1920年1月1日。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内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之的来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增刊。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第158页。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够全面，但他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第82页。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理想常常为人们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淡忘。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07页。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造”，参见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44~174页。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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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1）
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的信：“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见《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下文简称《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页。在短暂的五六年间，*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四一二政变前，*党员人数为57900余人。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页。这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引注），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见《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上海是*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上海区委1921~1927年间，上海区*组织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为*上海地方委员会阶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为*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除上海市外，还领导江浙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为*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阶段，只领导上海市区党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为*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工作。本章将这四个阶段的上海区*组织，简称为“上海区委”。研究对象只限于上海市的党组织，不涉及江浙两省。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区委的工作机构设有宣传部、组织部、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区委按区域建立了七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分别是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另有徐家汇独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