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完全听命于党的操控。帮口首领由“封建”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这意味着*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20年代上海的党员80％以上是工人，工人党员80％又集中于纱厂。上海工人运动几乎成了纱厂工人运动。党的组织触角所伸展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尚未广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众中去。当然，20年代*的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并不完全相称，如工人党员虽然只有两千左右，而在*组织影响下的工人大约有10万；学生党员只有一两百人，而实际受*党、团号召的学生则有五六千人。五卅运动中，*有过以一两百个党员组织领导数十万工人*的辉煌纪录，并于1927年3月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故*自认为“组织力量弱，政治力量强”。
五卅运动的成功发动，使*感觉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然而五卅有两大支撑不可忽视：一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二是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张国焘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30页。五卅使*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也遗留下一些令*十分头痛的“恶习”。五卅期间多达300万的巨额捐款，使一般工人养成了*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人领袖”养成了从中“揩油”的习惯。而且这一“*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的某种认同，以至于*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这无疑给*增添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只是*的后备军，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而且早期团的组织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团与党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
20年代的*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农运方面，湖南比广东激进，而工运方面，则上海较汉口温和。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工运不希望蹈汉口的覆辙，采取改良行动，避免幼稚行为；《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7页。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过分嚣张；《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9日），《上海文件》乙3，第38页。在后期还一度与商人资本家以及帮会头目建立联合战线。1926年底上海区委的报告反映：“工人群众都太信任蒋介石。”《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6页。“一般工人群众把蒋介石当做‘万家生佛’看”。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25日），《上海文件》甲2，第123页。这提示我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工人运动，并非因为上海工人运动如何激烈反蒋，而主要是蒋对*政治组织力量的恐惧。
早期*各地方组织形态不尽一致，在都市和乡村的遭际和应对更是不同。过去学界更多地关注*高层决策及其“共性”的一面，而对*地方组织的差异性关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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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入党，学生入团（1）
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2）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3）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2）。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在号称战时“*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