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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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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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原是殷商的废墟,所以学者认定它是商代的文字。这些甲骨片距今大约已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内容大多是商代奴隶主阶级占卜的纪录,所以又叫“卜辞”。自那以后,不断发现,至今已积有十万片以上。
  不过,甲骨得来是很费事的,刻字也不大方便,所以使用甲骨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就在商代,除了甲骨外,人们还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和青铜器上;同时又大量使用竹木,《尚书》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和“典”,即为用竹木做的书。
  竹木的用法,据古籍记载是这样:先把竹子或木板劈成狭长的小片,用刀在片的表面刮削平滑,然后用笔写上文字。不小心写错了,用刀刮掉重写,就象我们现在写错了字用橡皮擦掉一样。这种写成字的竹片叫“简”。把一片一片的简按文字内容的次序,用牛皮、丝绳或其它什么绳子串连起来,叫“简册”。这在战国时使用得很普遍。最近几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南部和甘肃敦煌等地,以及解放后在湖南长沙、山东临沂等地的汉墓中,又大批大批地发现古代的竹木简。这在历史或文物展览会上我们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可是,在简上写字,每个简容纳的字数是很有限的。一般一个简一行,每行多的能写三四十字,少的只有几个字。所以要写的字多了,所用的简也必然要一大批。西汉时的东方朔有一次向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战国时惠子出门,喜欢带上书走,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有十二万多字。“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帛比竹、木的价格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所以,它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要找到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最早的纸是用什么原料作成的呢?东汉的许慎在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古人称“赫蹏”(xī tī夕蹄)。据古籍记载,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一个姓曹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包裹着毒药,上面写了迫她自杀的字。
  大家知道,我国的蚕丝业发明得很早,商代以前就种桑养蚕。到西汉前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那时人们用茧缫丝外,还做丝绵。做丝绵一般用病茧、次茧。方法是:先把这类茧在沸水中煮过,剥开,洗净,再放在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直到茧衣被捶得稀烂为止。这时除了可以得到丝绵外,由于捶打,席子上还必然会有一层互相交织的乱丝沾着。这层乱丝晒干后揭下来,就成为薄薄的丝片,压平后便可用来写字了。上面这种丝片,后人叫“丝绵纸”,它是做丝绵时的副产品。由于是副产品,大量生产是不可能的,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人们不得不设法去另寻一种可以大量生产的原料。这种原料,不用说,是应当最易为人们得到而又便于加工的。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这种纸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因为古籍上没有留下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上面讲到的从西汉古墓中得来的“灞桥纸”,为米黄色,就是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经反复考证,这座墓最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因此,可以断定,大约二千多年前我国就已有了植物纤维纸了。当然那时的制作是很粗糙和原始的。
  如何把植物纤维纸从粗糙和原始变得更为精细些?这就得提到东汉时的蔡伦了。蔡伦是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他于公元75年进京城洛阳皇宫当太监,后兼任“尚方令”。“尚方令”的职务就是监造和管理宫廷用品,也包括纸在内。这就使他有机会与造纸工匠进行接触,并因此熟悉了造纸的技术。当他看到造纸的技术不够理想时,便设法加以改良,把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等都用来造纸。这些东西不只容易得到,而且比之原始植物来也便于加工。加工的方法是:先把这些东西搅拌石灰,沤过,再放在石臼中舂,把纤维舂散,然后加水煮烂,掺和胶一类有粘性的物质,使纤维互相溶合成浆糊状,再把浆用细廉均匀地捞出,让它干燥。这样便可得到纸了。
  蔡伦用这种方法造纸,造出的纸比先前的好了。他于公元105年(东汉元兴元年)上奏给汉和帝,得到汉和帝的赞赏,并把他的造纸方法推广。因为他曾被封为龙亭侯,这种纸便称为“蔡侯纸”。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死后在他的故乡建立了“蔡侯墓”,传说墓穴里还留有一只石臼,就是蔡伦生前舂造纸原料用的。至今这座墓还矗立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字,是郭沫若的手书。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相传是蔡伦的故宅。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以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左伯造出的纸勾结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
  随着纸的广泛应用,造纸范围的原料也扩大了。东晋用稻秆、麦秆造纸,叫“土纸”;又用藤皮造纸,叫“藤纸”或“藤角纸”;北方生长楮树,用楮树皮造纸,叫“楮皮纸”;南方产竹,从宋代开始用竹造纸,叫“竹纸”等等。由于造纸原料范围的扩大,造纸工业自然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魏晋时,已经有人用黄叶汁将纸染成黄色;南北朝时更有青、赤、绿等各种颜色的纸,十分美观。四世纪起,四川、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先后成为有名的纸产地。
  六世纪时,造纸技术开始传到国外,最先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发生战争,有不少唐兵被阿拉伯俘去。在这些士兵中有造纸工人,他们又把造纸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于是阿拉伯也设立了造纸工厂。以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与摩洛哥,也学到了我国的造纸技术。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再后来,德国、英国、荷兰也造起纸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六、“龙门有灵秀”
  ──史学家司马迁
  潘国基
  座落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原上的司马迁衣冠家和祠,犹如一座古城堡依山而筑,屹立在高高的山梁上。祠里现有碑石六十余块,镌刻着历代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的业绩而撰写的诗文。其中有一块碑刻,为郭沫若写的五言律诗: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诗的意思是,龙门这一山清水秀的地方,培育了司马迁这样的人中之龙。司马迁学问渊博,超越前代,他的文章,可算是旷世奇才。可怜天才却遭受到不应有的酷刑,他以满腔怨愤写出《史记》,象长虹一样光彩。司马迁的功业可与孔子相比,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千秋万代流芳。)
  诗中推许司马迁渊博的才学,赞颂他蒙受奇冤而发愤著述的崇高精神,讴歌司马迁完成不朽巨著所立下的千秋功业。悠悠往事,有多少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消失。唯独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精神与日月争辉,文字同天地共存,至今人们还在纪念他。他留给人们什么呢?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pingyi平意)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人。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他出生在一个仕宦的家庭。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汉代的太史令,主要掌管夫文星历、占卜祭祀、文书记载等事情,属于比较一般的职司。然而,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他写过《论六家要旨》的学术论文,将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各家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和总结,其中对道家思想尤其推崇。司马谈崇尚道家,与当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显然是针锋相对,独树一帜。他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司马迁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龙门在韩城县北,黄河在此地穿过流入平原。这里有一座著名的龙门山,据说当年大禹曾在此穿山疏导黄河。所以这儿既是山清水秀,又是充满神奇幻想的地方。司马迁从小学过耕牧。后来,他随父迁居长安,住在茂乡(今陕西兴平茂陵)刻苦攻读古文。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曾经向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在这些名儒大师的指导下,他从小就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对许多历史古迹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南游江、淮,到过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有关禹的传说;同时还探访吴国、越国的旧地,搜集有关的遗闻轶事。他渡沅水、湘水,前往九嶷山搜寻舜葬九嶷山遗迹;又在长沙凭吊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他南登庐山,在那里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故地。他到过齐鲁之都,搜集有关孔子和孟子的轶事。后来,他还游览丰沛、彭城等地,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故事,诸如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人的事迹。司马迁漫游大江南北,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他通过游历访问,实地考察了名山大川,调查各地的风俗民情,搜集许多宝贵资料,对后来《史记》的成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回长安之后,就被任命为郎中(皇帝的近卫官),成为宫廷中的一名官员。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在现在的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先后建立越嶲(xi西)、武都、沈黎、汶山、牂柯(zang ke)等郡。为了加强西汉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11年前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汉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安抚。司马迁通过出使西南,亲自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作出了贡献。
  司马迁奉使西南回来,得知父亲病在洛阳,便立即赶赴洛阳探视。不料他见到病危的父亲后,司马谈只留下“无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就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正式继任父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从此,他利用宫廷图书馆,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为著述《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他胸怀壮志,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但是,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短短五年,一场横祸突然袭来,使他陷入了绝境。这就是“李陵案”的发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丰五千人,出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东)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立即调来八万骑兵,全力围攻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李陵转战千里,士卒死伤无数,最后箭尽道绝,救兵又不至,终于被俘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引起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汉武帝立刻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司马迁被下狱论罪。第二年,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根据汉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钱赎罪,也可受“腐刑”(即宫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抵罪。司马迁家贫,没有钱赎罪,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终于受了腐剂。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杀。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壮志未酬,史著未成。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隐忍苟活”,并以古代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
  大约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司马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了《史记》的著述。这部史学名著的成书,前后大约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前97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开创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方法,使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同时,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史记》不但有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还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还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史记》既记述中国,又载及外国,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死于公元前87年前后,这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
  十七、虎豹犀象上阵
  ──昆阳之战
  张习孔
  文叔能读书,折节如儒生。
  一战摧大敌,顿使河宇平。
  上面这首诗是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为歌颂东汉光武帝刘秀写的。文叔是刘秀的字,诗的前两句是赞美刘秀发奋读书;后两句是称颂他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使天下从此安定下来。诗中所说的“一战摧大敌”,就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朝统治的昆阳之战。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两支最为突出,这就是威震山东的赤眉军和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些受新莽政权压抑的原西汉王朝宗室刘玄、刘縯和刘秀兄弟等,也纷纷加入到绿林军的行列。公元23年,绿林军接连击破了王莽的十几万荆州兵,又打败了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接着,绿林军首领王匡指挥汉军主力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凤率领另一支部队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给新莽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王莽在长安城里听到昆阳失守、宛城被围和严尤、陈茂战败的消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年三月,王莽命令他的亲信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地精兵四十二万人,齐集洛阳,妄图一下子扑灭围攻宛城的汉军(绿林军后称汉军)。他还从各地征集懂得兵法的专门人才,充当军中参谋,让他们按各自所学的兵法,分为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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