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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
国民党“军中乐园”及其他
一、胡虚一致李敖信
敖之兄：
一、第五十五册“千秋”上文章，都拜读了。特别是开头三篇，读后想起军中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弟在军中生活时期，尚无“幸会军中乐园”之机会，因还无此“附设单位”之创办也。读大文，才知“军中乐园”，属军中政工业务职司之一，要与“军中康乐”同一范畴乎？大文对于“军中乐园”各方资料搜集之丰富，真是内容实在之佳作。以前教书时，曾和一位新由外国留学回来执教之“青年学者”闲谈美国博士学位研究题材之精细方面事，承其举例，说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又有人则以“中国北洋军阀”为研究者，说其博士论文，即为“北洋军阀的姨太大有多少？”或是“北洋军阀的军力马靴论”。既然如此，则兄大作《“军中乐园”的血与泪》，附上“《小记”私窑子“》和《营妓考》，要亦具有美国”博士论文“精细之资矣。我如此说，绝非瞎恭维的。弟忆一九五一年三月到次年七月部队将要整编时这段期间，我在驻防彰化的野战部队的军司令部做侍从军官室之首席兼卫士排排长。我那一排的卫士，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老兵。他们打仗的战技枪法，固皆第一流的，但每到一地，不久即能找到暗门子的”私娼土窑子“去寻花问柳，也有一手的。那时，没有”军中乐园“这玩意，我排上的老弟兄，由实际代我负责管带他们的一位排附准尉（由老资格的卫士班长升上来的）领着去逛私娼上窑儿去寻乐子。我们驻防彰化南廓国小，就在学校附近，便有人开洗澡池（专赚阿兵哥的钱），洗澡池房有间小木屋内（也是专赚阿兵哥的钱），便有土窑姐儿玩的。洗澡（大池子）一次二毛钱，和土窑姐儿玩一次两元。我的十七岁的传令兵（他出来当兵只有十四岁，做长官勤务兵，部队来台湾才十六岁。等我调该部队做他的长官，他才十七岁。他还没有到。，国民”服兵役义务的年龄，便已当兵几年，参加战役多次了。像我传令兵这种情形，在我服务军中时，并不希罕的。到老兄服务军中时，恐没有了），头一次跟卫士老兵去土窑子寻乐，就替我惹来麻烦。兹把此事说给老兄听，既凑一趣，也为兄的“军中乐园”外加一点小“资料”吧！
我统领的“卫士排”的弟兄，都是大陆人，各省籍都有，年岁较大，独担任我传令兵的那位，只十六岁年纪，还像个小孩，但长得身体高而结实，所以他们一起去逛洗澡池附近的私娼，有位姿容较好姐儿独中意于他。而他尚是首次嫖妓，毫无经验。因为其同事告他玩一次是价钱二元。他那时每月的收入是上等兵薪水不到十元，我每月津贴他十元，共二十元而已。他初次与妓女性交，以为人一下便算一次，事完之后，他很老实，自己以每一下二元计算，付了妓女快一个月的薪水了。春风得意之后，再去洗澡，同去玩的弟兄和他在澡池内问他玩的经过，他则埋怨带他来玩的同事骗了他，说“你们说玩一次两元，为何我要花去十大几块”呢？同事了解状况下，除笑他做了冤大头，并要他去找那妓女退钱。他气愤不已，浴罢便再去土窑子，但那妓女不在了，他便在那里砸窑子了，于是他被彰化宪兵抓走（那时宪八团团部在彰化），查明是我的传令兵。当时，我们部队军司令部是彰化市的最高单位（县长是南投人的陈锡卿，国民党头儿是位江西老俵，姓张，大名记不起了），我是部队长的侍从军官兼卫士排长，宪兵单位买我的面子，便把人送交我处理了。我亲去将传令兵领回，责他自己没有嫖妓玩姑娘的经验，自己愿多送钱给婊子，还闹人家窑子做甚，自己做错吃了亏，还砸窑子，徒落人笑。我说了就算了。他以后再去找那妓女，那妓女转去了花坛一家私娼，他找去那儿也未找到。我后来知道了，便严词问他，“你还找那姑娘做什么？你还要她还钱给你吗、我并请排附和另两侍从军官（两位副军长的个人参谋）为我好好开导他（更严禁他乱动我的手枪。回他常代我擦拭佩枪也），为的是怕这横小子出事也。又我的卫士弟兄，每说起传令兵当了婊子冤大头事，就要笑他。惟此时，我的传令兵也是”花街柳巷“的识途老马了。那时我们部队长公馆住台中市，我常派他送东西去台中，后来他便玩上台中市的土窑子了。……（略——编者）又那时”私娼“都在民间，和住家一般，非识途老马，莫得其门而入也。老兄久住台中，特写来博兄一粲。未知可做老兄”军中乐园“的外一章否？一笑。
二、送上弟在荣总所拍照片两张，或可作弟前送拙稿“挽歌四首”的附件。拙稿序言中曾说及老荣民赴荣总看病之诸感慨。此两张照片，或可为此感慨提供一点证明也。匆匆，敬祝大安！周未愉快！
虚一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晨七时写毕
二、李敖答胡虚一
虚一老兄：
四月十九日来信承示种种，极为感谢。
老兄谈及“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者，有以中国诗《孔雀东南飞》为研究，而其重点在研究探讨'孔雀为何东南飞，而不西北飞'的缘故何在”等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笑话是：为什么“孔雀东南飞”而不西北飞呢？答案是：因为“西北有高楼”的缘故！以古诗一句回应古诗一句，正是妙答。其实如此笑话，美国的支那通所在多有。胡适就透露过一个，说某支那通考据出“诸葛亮乃音乐家”，经人询其所本，此支那通曰：诸葛亮自比于管乐，所本在此！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原来支那通是这样读中国书的！管仲、乐毅竟变成了乐器上的管乐，支那通之不通，可见一斑。至于靠支那通混学位、分饭吃的中国假洋鬼子学人，亦复如此。总之，研究中国问题，固非中国学究们所能胜任，亦非外国支那通们所能优为，还得有赖于中国高人们自己的困学纪闻，方足以得真相、存信史。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就是高人成绩的一次展示，试问这种研究成果，岂中国学究们与外国支那通们所能想象者乎？
我写《“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也有不足之外。不足之处是我离军中日久，较新的资料增补得使自己不够满意，但我仍下停地找机会增补。便如今天，我就从一位音响专家薛起文口里，得知一九八三年金门地区“军中乐园”的一些抽样：金门小径地区“军中乐园”，已经在墙上不挂妓女照片，每位妓女，只有号码，阿兵哥进场以后，随便找哪一号，不在票上预做限制。但买票时，要强迫买一卫生套。妓女中红牌者，房间有冷气设备，并加收五至十元冷气费，以兹贴补。但这种情况，同在金门的金城“军中乐园”，就大异其趣。金城地区“军中乐园”属“军民同乐”型，老百姓也可以去，只是稍贵一点（每次军一百元；民一百二十元）。
从另一角度看，《“军中乐园”的血与泪》的写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关心民瘼前所未有的新方向。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只会跟妓女调情，他非所问。从李贺的《屏风曲》、《美人梳头歌》，到杜牧的《咏袜》、《不饮赠官妓》，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关切民间疾苦。比较之下，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一代的高人是多么超迈前人了。
当然，相对的，在国民党今日的统治下，妓女的凄惨也是超迈前人的。当年《北平娼妓调查》书中，己有妓女“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白天来三四个客……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的记录，可见当年的接客次数，远非我在《“军中乐园”的血与泪》中所述接客五六十次者可比。国民党今日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光此一端，即可空前绝后矣！
敖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夜
写在《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一、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
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说：
“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她说——“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无而不及；一个是天然美，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母亲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弄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个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中学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家都带了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二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春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流），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他们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他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人为金亡”，这是事实。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金爪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热”，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独身汉前来淘金，鼎盛时，在荒山野外居然有三四家影剧院和四十余家“风月茶室”；群莺毕集，也往这些独身汉身上淘金来了。目前在那片郁山峦中，还遗留着红瓦绿椽、断垣残壁，足以证明这座小山城有过一段繁荣史。但曾几何时，那些年轻力壮的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矿工医院”躺下来，然后撒手西归了，都才不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罢了。原来，长期在矿坑工作，呼吸含有矽质的污浊空气，日后就会得到一种叫“矽肺”的病，患者感到胸口闷痛，呼吸困难，四肢乏力，很少挨得过五十大关的。或许山区生活无聊，矿工太太们都以生儿育女为乐趣，生育率特别高，一家有五六个黄口小孩是毫不稀奇的。结果，在矿工先生纷纷谢世之后，整个山区就渐渐呈现了孤儿寡妇哀哀无告的惨况。
倩倩这个孤儿，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已！
笔者常到矿区走动，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一位管区警员，谈到居民的生活，他不住地摇头，他说当地十六到二十六之间的姑娘，因为父亲早故，迫于生计，十之八九都沦落风尘，整个山区到处有“赚吃查某”。听来叫人心酸哪！有一次《联合报》登出一条地方消息，说有位当地少女投书给县长邵恩新，新闻标题依稀记得是这样的：“少女投书县长，诉说九份惨况，多数少女因贫堕落为娼”；这证明当地警察先生没造谣。
这样，倩倩这位雏妓，又不过当中的一个而已。
倩倩的表演生涯怎么开始的呢？
“我的邻居很多人干这一行的，跟她们一起，就会了。”
“邻里的人不会瞧不起你们吗？”
“没有女儿赚钱的人，才会被瞧不起；有了钱，只会叫人羡慕。”
“你是说，大家都羡慕你们干这一行吗？”
“不！是羡慕有钱。”
“到底你有多少干这一行的朋友？”“怎么算呢？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大家在节日回家，就碰在一起，有困难时互相照顾，但在外面，各窜各的天下，不一定在一起，彼此的情况不清楚。”
“你说有困难时互相照顾，是什么意思？”
“如失业时，互相介绍工作。”
“你说工作，是指你做的事吗？”
“你觉不觉得做这种事不好？”
“是被抓到了，送法院，才觉得难为情。”
“你母亲和继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