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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
△《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溃А弊鳌奥木枴保笆赣恪弊鳌肮塾恪薄ⅰ笆逅飲S”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终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騑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