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 ※※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风头，就象总理衙门的章京陈钦办天津教案那样，虽然费心费力，到底名利双收。谁知年前冲寒冒雪，吃尽辛苦到江宁，落得这么个窝囊的结果，除了曾国藩的一百两程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于是吃了一顿张兆栋特备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陆异途，各奔前程。郑敦谨趁一帆东风，过洞庭湖回长沙，两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为同事包围，都要知道郑尚书辞官的真相。
最后连恭王也知道了，特地传谕，叫那两名司官到军机处去见他，询向郑敦谨倦勤的原因，那两名司官不敢隐瞒，照实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实陈奏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也觉得事出突然，颇为怀疑，曾经一再问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说呢，郑敦谨年纪虽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他就是告病，也该回京复了命再说，就这么擅自回籍，也太说不过去了。”
听她的语意不满，恭王怕惹出“交部议处”的话来，会引起各方的揣测，又生是非，因而赶紧为郑敦谨进言：“这一案，郑敦谨劳而无功，不免觉得委屈。臣等叫人写信劝他销假，请两位皇太后，暂时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让他销假。”她说，“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这话就算说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是！”
“倭仁的病，怎么样了？”慈安太后问。
“不行了！”恭王微微摇头，“不过拖日子罢了。”
“那是先帝敬重的人。”慈安太后看着右面，用征询的语气说，“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冲冲喜吧！”
“也好！”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你们倒看看，怎么办才合适？”
问到这一层，恭王恰好可以陈奏拟议中的办法。大学士本以官文为首，他已在正月里病故，这是个满缺，该由瑞常以协办大学士坐升，瑞常空出来的一个缺，照例由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升任，而文祥是在同治六年就已调任吏部，等着拜相，此时顺理成章地得了协办。但是四位大学士，两殿两阁，需要重新安排，官文所遗的文华殿大学士，为殿阁之首，依惯例应该由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改授，但入阁是倭仁在先，科名亦是倭仁早，因此，倭仁以文渊阁改为文华殿，亦未始不可。
等恭王把这番周折奏明以后，两宫太后一致认可，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是名义上的“首辅”，说到做官，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以复加的高官。但是冲喜没有能把倭仁冲好，到四月里假满，再赏假两个月，并颁赐人参，这就再无销假之期了。师傅的恤典，一向优厚，加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第一个字自是“文”字，第二个不出大家所料，是理学大臣专享的“端”字。
这一下又出一个大学士缺，应该由文祥坐升，以他的圣眷，两宫太后应该早有交代，但一直不提，就知道事情有变化了。
一打听，是两广总督瑞麟的儿子，刑部主事怀塔布在替他父亲活动入阁。瑞麟是内务府管银库出身，家资豪富，两广总督又是有名的肥缺，加以瑞麟于慈禧太后娘家有恩，文祥已知道争他不过。果然，等瑞麟为大婚进贡的珍品一到，两宫太后亲临检视以后，慈禧太后有话下来了。
“倭仁的遗缺，该谁补啊？”她这样问。
问到这话，即是不愿让文祥升任的明确表示，好在恭王已跟文祥商量过，所以答奏得很漂亮。
“照规矩，该由文祥升补。”恭王手指着说，“不过文祥已经跟臣说了，受恩深重，不敢再邀非分之荣，而且刚得协办不久，资望还浅，应该多历练历练。倭仁病故，空出来的大学士一缺，请两位皇太后另简资深望重的大臣接补。”
“嗯，嗯！”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向慈安太后问道，“你看，叫瑞麟补，怎么样？”
慈安太后因为瑞麟对“大婚传办事件”，相当巴结，表示同意：“讲资望，瑞麟也够了。他是那一年进的军机？我记得是咸丰三年。”
“是！”恭王是跟瑞麟一起进军机的，记得很清楚：“咸丰三年十月里。”
“那就叫瑞麟补！”慈禧太后觉得对文祥有疚歉，便看看他说：“你就让他一步吧！”
听得这话，文祥赶紧跪下答道：“圣母皇太后的话说重了，奴才惶恐之至。奴才自觉蒙天恩补了协办，受恩已经逾分，实在不敢再作非分之想。目前大婚费用浩繁，除了户部的正项以外，全靠各省督抚感恩图报，共襄大典。瑞麟时传谕交办的活计、洋货，都能敬慎将事，如期办妥，为昭激励，应该让他补这个缺，两位皇太后的圣裁极是！”
“话虽如此，瑞麟到底太便宜了一点。”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问，“你今年五十几？”
“奴才今年五十四。”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说：“那总还可以替朝廷办二十年的事。”
这意思是来日方长，不必争在一时。文祥便又磕头谢恩。接着慈禧太后谈起洋务，连恭王在内，军机五大臣，倒有四个兼了总理衙门的差使，而事无巨细，尽皆参与的是沈桂芬。文祥是他的荐主，宝洌г诎炖斫贪改且欢纹诩洌畹盟闹Γ跛湟跃煨洌展嬖谟罢俣裕挥兴桓鋈朔⒀裕昀捶彩粲谡绽某率觯既盟俗喽裕源耸蔽伺嘀采蚬鸱遥辉级怂桓鲈诹焦竺媲跋月恫啪叩幕帷�
沈桂芬跟李鸿藻一样，说话都极有条理，但李鸿藻还不免有正色立朝，直颜犯谏的味道。而沈桂芬则是煦煦然，娓娓然，如巨族管家对女主人回话的那种神态，所以慈禧太后觉得格外动听。
首先谈教案，他说崇厚到了巴黎，因为法国“内乱”，法皇拿破仑第三为普鲁士皇威廉第二所俘虏，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大清国修好致意的君主。而“法相”仍旧坚持罗叔亚所提出来的要求，由张光藻、刘杰为丰大业及被杀教士、修女抵命，同时要崇厚就在巴黎定议。
“崇厚告以无权开议。这个答复很妥当，不过崇厚写信回来，要总理衙门奏请两位皇太后准他回国。臣等以为断断不可。”沈桂芬接着又说：“法国现已战败，自顾不暇，此是国家之福，这一案正好趁此了结。臣等以为崇厚必得在巴黎撑着，一回来就会别生枝节，说不定前功尽弃。”
“对啊！该这么办！”慈禧太后深为满意。
接着沈桂芬又面奏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交涉的中日商约办理情形，以及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的，选取聪颖子弟赴泰西“肄习技艺”一案。依照中美商约，招选幼童，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同知容闳带领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原奏的办法是由陈、容二人“酌议章程”，经费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经总理衙门核议章程，请旨办理。沈桂芬此刻便是面奏章程大要，听候裁断。
“发愤图强是要紧的，就怕把子弟教坏了！不过，美国总算还好，天津教案没有夹在里头起哄。”慈禧太后想了想又说，“这件案子是早就谈过的，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上经验得多，他们这么提议，总理衙门又说该这么办，我们姐妹俩，自然得依。就怕事情还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