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 ※※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