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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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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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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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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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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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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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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