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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一愣，细想一想方始会意，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不再多说，辞回局里，立刻拟了一个电报，去找他的好朋友汪康年商量。
汪康年字穰卿，先世是徽州人。乾隆年间迁居杭州，经营盐、典两业而成首富。汪氏与海宁查氏一样，亦商亦官，子弟风雅，性好藏书，四世聚积，名声虽不及“宁波范氏天一阁”，但提起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士林中亦无不知名。
汪氏后辈中最有名的是汪远孙，字小米，官不过内阁中书，而归田的尚待督抚，无不礼重，振绮堂藏书亦至汪小米而极盛，所居之地在东城，就称为“小米巷”。他的侄子，亦是名闻天下的人物，二十年前与无锡薛福辰会治慈禧太后的沉疴而大蒙宠遇。
汪康年就是汪小米的胞侄。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进士，亦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之一，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设《时务报》，鼓吹变法维新。《时务报》是旬刊，专以议论为主，为了报导时政，上年春天又创办《时报日报》，不久改名为《中外日报》，销路极畅。有此为民喉舌的利器在手里，经元善的提议，便很容易地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声势，由于汪康年的支持，第二天到上海电报局自愿列名电请总署代奏的士绅名流，计有一千二百余人之多。
电报到京，总理衙门的章京不敢怠慢，立即先将正文送到庆子府，只见电文是：“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求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局经元善暨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
这使得庆王大感意外，他原以为可能有不怕死的言官，会步吴可读的后尘，上折奏谏，不想小小一个并无言责的候补知府，会有此举动！他心里在想，这经元善的脑袋或许不会丢，纱帽是丢定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却真不小。应不应代奏，庆王一时拿不定主意，姑且将电文抄录一份，先派专差送了给荣禄再作道理。
不久，荣禄亲自登门，同时，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的名单亦已译完送到。列名的人，有汪康年同榜，现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名重一时的章炳麟等等。此外，所谓“海内四公子”倒也有一半在里头：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与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
“仲华，你看怎么办？快过年了，莫非还惹皇太后生一场闲气？”
“生气是免不了的，可不是闲气！”荣禄指着电文说：“凭‘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一句，就不能不代奏。“
“‘探闻’之说，不一定靠得住。”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好！这么说，就准定代奏。可是，咱们得有话啊？”
“当然。”荣禄沉吟了一会说，“这件事当然不宜宣扬，也不便批复。不过光是留中也不行，那些人还会闹。现在得想个法子，让他们、让洋人知道，皇上还是照旧当皇上。人心一定，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闹的！”
“说得是！我倒想到一个题目，皇上明年三旬寿辰，本来不宜举动，现在倒似乎以有所举动为宜了。”
“题目是好题目，文章很难做。轻了，不足以发生作用，重了，太后未必乐意，端王也会跟咱们结怨家。这得好好商量。”
于是置酒消寒，秘密斟酌停当，第二天一早上朝，荣禄特意不到军机处，也不邀其他总理大臣，由庆王递牌子，抢头一起见着了慈禧太后。
两宫同御，平时不大容易说话，而这天的话却正要当着后帝在一起的时候说。庆王将电文抄件呈上御案以后，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抢先说道：“上海的绅商士民，全是误会。宫中上慈下孝，立大阿哥的本意，在上谕中亦已经说得很明白。南边路远，难免有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过这个电报的本意是怕洋人调兵干预，并没有其他情节。奴才两个觉得不理他们最好。”
“不理，”慈禧太后问道：“不闹得更厉害了吗？”
“只要皇上照常侍奉皇太后视朝，大家知道误听了谣言，当然不会再闹。要再闹，就是别有用心，莫非朝廷真的拿他们没奈何了？”
这话说得很中肯，慈禧太后对民气的“沸腾”，不足为虑，可是，“洋人呢？”她问：“不说要调兵来吗？”
听得这一说，庆王和荣禄都格外加了几分小心。他们俩昨天反复推敲的结果，便是决定引慈禧太后发此一问，然后抓住这个题目，一步一步去发挥。
“他们也不过听闻而已。道听途说，也信不了那么多！”
庆王越是不在乎，慈禧太后越关心，因为过去几次外患，都因为起初掉以轻心，方始酿成巨祸，“‘微风起于蘋末’，”她说了一句成语作引子，接下来用告诫的语气说：“若说洋人从他们国内调兵来，那是胡说，包里归堆才两三天的工夫，要调兵也没有那么快，那班人更不能那么快就有消息。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借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大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费，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二十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二十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到了二十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明年三十岁整生日，不愿铺张。不过恩科仍旧要开。庚子本来有正科乡试，改到后年举行。辛丑正科会试，改到壬寅年举行。”
“是！”领枢的礼王世铎答应着。
“还有！皇帝明年生日前后，仍旧穿花衣七天。”
“是！”
“还有，各省督抚、将军，明年不准奏请进京祝寿。”慈禧太后又说：“这四道旨意，都算是皇帝的上谕。”
等退了下来，刚毅将倚为心腹的赵舒翘邀到僻处，悄悄说道：“事情好奇怪啊！太后一桩一桩交代，连正科改恩科、恩科往后推，都想得周周全全，这是胸有成竹啊！谁给出的主意呢？”
“是的，必是先有人替太后筹划妥当了。我还听说，上海电报局总办有个电报给庆王，请为代奏，皇上千万不可退位。
此事千真万确！“
“那，怎么不拿电报出来大家看呢？你去问，”刚毅推一推赵舒翘，“你兼着总署的差使，这样的大事，老庆怎么可以不告诉同官？”
“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扑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 ※※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煊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象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党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举。
朱红灯这一派称为“义和会”，起源于白莲教所衍化的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八派，其中势力最大的两派是“乾字拳”与“坎字拳”，林清即属于坎字拳。乾字拳为离卦教的余党，离为火，所以衣饰尚红。朱红灯这个名字，一望而知属于离卦教，为了遮官府的耳目，改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义和会”，又称“义和拳”。
当朱红灯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闹事时，廷议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主抚的认为仇教即是义民，理当慰抚；主剿则认为此辈是乾嘉年间，屡见于上谕的“教匪”，聚众作乱，扰害地方，应该切实剿治。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如此看法，兵权在握，不理载漪、徐桐、刚毅之流的主张，由袁世凯派总兵姜桂题，带领武卫右军一万一千人，进驻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不久，由袁世凯的堂兄候补知府袁世敦进兵平原，将朱红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无奈义和拳中颇有高人，见此光景，赶紧打出一面旗子，四个大字：“扶清灭洋”。于是毓贤庇护义和拳更觉师出有名。为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准许使用“毓”字黄旗，俨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了。
这一来办理教案的平原知县蒋楷与进兵有功的袁世敦，必然要倒霉，朝廷听信了毓贤的片面之词，下了一道上谕：“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了解真相的，都为蒋楷、袁世敦不平，但没有人敢出头替他们伸冤。
反是旁观的洋人，觉得有说话的必要。当然，民教相仇，烧教堂、杀教民，在华传教的洋人，惴惴自危，亦不能不请他们的公使保护。于是，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头，约集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面递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山东义和拳作乱。
一个多月的工夫，康格提出了五件照会，最后一件照会提出之时，正在蒋楷革职，及朱红灯打出“毓”字旗以后，康格认为事态严重，所以在提出照会的同时，要求与总理大臣面谈。
奉庆王之命接见康格的这位总理大臣，名叫袁昶。他是浙江桐庐人，字爽秋，光绪二年的进士，不但博学多才，而且久任总理衙门的章京，熟谙洋务，是很得各国公使尊敬的一位对手。
透过译员的传达，康格询问四次照会的结果，袁昶答道：“中国政府并无意与洋人为难。一再告诫地方官，务须秉公办理，这有上谕可资查考的。至于民教相仇，由来已久。地方莠民，固有假借名义，与教民冲突的情事。可是，所谓教民，亦难保没有倚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不法的。朝廷只问是否良民，不问是否教民，如果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当然在保护之列，否则，虽是教民亦不能姑息。”
“中国政府如果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当然很满意，可是各省的地方官，并非如此。他们的行为与中国政府完全相反。请问，中国政府如何处置？”
“当然依照法令，加以处罚。”
“然则，象山东巡抚毓贤，公然袒护义和拳，又怎么说？”
“不会的！”袁昶明知他所言不虚，但决不能承认，所以断然答说：“决无此事！”
康格不答，从皮包中取出两张照片来给袁昶看。一张上面是个义和拳的头目，头戴风帽，手执大刀，两旁两个喽罗，各持一面大旗，旗上有字，约略可辨，一面是“天龙”二字，一面只有一个“毓”字。
“这个人就是朱红灯！”康格看着英文说明，告诉袁昶：“这面旗帜，上有山东巡抚的姓氏。请再看这一张照片。”
另一张照片更是确证，所拍摄的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部堂毓”，奖许义和拳为义民，并改拳为团的告示。
看了这两张照片，袁昶大感困窘，只能这样答说：“这件事，得要调查了再说，或许是一种误会。”
“证据在这里，决非误会。不过，希望中国政府详细调查。”
康格问道：“如果调查属实，中国政府准备作何处置？”
“这不在本人的权责范围之内，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答复，必须请命于敝国皇上。”
“我们希望贵大臣能够建议，象山东毓巡抚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失职，应该撤换。”
“不！”袁昶一口拒绝，“贵公使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是干涉内政，为万国公法所不许。”
康格面有窘色，“我希望贵大臣了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