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 第297部分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咎，即日电复。”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复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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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