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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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第2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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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 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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