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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了解中原形势的人，无不忧形于色，朝廷亦不断督催胜保领兵东援。只是他不知有什么成竹在胸？安坐西安，漫不经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顺眼的京营将官，不是参奏降革，就是奏请撤回。恭王一看这情形，必须要采取那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了。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阴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交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色之称的妻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弄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满。
等陕西回乱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春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棨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分，可以稍稍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宫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色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军机章京拟旨，虽然下笔如飞，但片言只字，皆有分寸，再经过军机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览。经过这三道手续发出来的谕旨，在意旨的表达上，几乎不可能发生错误。胜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后那一段话，不但暗示将要交部议处，而且处分拟呈之后，不可能邀得宽免。所以他心里虽愤不可遏，却也不免着急，真的不能“再玩忽”，得要“力图补救”了。
“好吧！”他对他的幕僚说，“看我‘补救’！补救好了，再跟他们算帐。”
但是，他要补救却甚难。驭下无恩，士卒不肯用命，滥作威福，同官不愿支持，这才真的到了呼应不灵的窘境。最苦恼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子弟兵”都没有。事急无奈，想起一着棋：在安徽的苗沛霖。
苗沛霖的包藏祸心，中外大僚，无不深知，他以办团练保地方起家，但劫持巡抚，通洪军、通捻军，反迹早露，只以用“英王”陈玉成结交了胜保，胜保为他“乞恩免罪”，勉强就抚。当政的大臣，因为江南军务吃紧，而河南的捻军、陕西的回乱，在在需要剿治，所以虽有袁甲三等人，对苗沛霖力主痛剿，仍不得不加姑息，可是防范得极严。那知胜保计无所出，派了个提督，拿了用督办陕西军务钦差大臣关防所发的护照，调苗沛霖所部到陕西助剿。
消息一传，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地负有治安责任的地方官和带兵官，无不大起恐慌，飞章告警。因为苗沛霖正苦监视太严，动弹不得，经胜保檄调到陕，恰好给了他一个窜扰的机会。于是军机处搞得手忙脚乱，用六百里加紧的廷寄，“严饬胜保速行阻止”，同时分别命令僧格林沁及有关各省的大员，阻拦苗沛霖，“妥为开导，刚柔互用。如不听阻止，即着分拨兵勇，并力兜剿，毋许一人一骑，闹入境内。”
这还不算，还把苗沛霖的一个“克星”找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罗泽南的旧部李续宜，一向在皖北打仗，地形极熟，苗沛霖对他相当忌惮。后来调到湖北，当胡林翼病重时，专折保荐他接任，不久，由湖北调为安徽巡抚，用意就在责成他专门对付苗沛霖。到任不久，丁忧奏请开缺，朝中不肯放他，只准假百日，尚未期满。现在因为胜保的荒唐，怕苗沛霖蠢动，所以特旨催促，“克日启程赴皖任事，断不可拘泥假期未满，稍涉迟延，致皖省大局，或有变迁贻误。”
为了胜保的轻举妄动，惹起了极大的麻烦，朝中大臣，各省大吏，无不对他深恨痛绝，“皆曰可杀！”
于是各处弹劾密告胜保的章奏文书，又如雪片飞到。恭王派了专人处理，把那些文件分别处理，虽有少数夸大其词，意在报复的，但大致都可信其实在，因为一项劣迹，常有几个人指出，经过仔细比对，逐条开列，总计有十来款之多。
为了整饬纪律，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不主张严办的。第一步当然是查明实在情形，可是怕打草惊蛇，胜保得知其事，激出变故，而且正派他负责剿平回匪，也不能打击他的威信，这样就不便公然遣派大臣查办。
会商的结果，采纳了文祥的主意，向僧格林沁查问，奏准两宫太后，随即下了一道密谕：
“前有人奏：胜保去春督师京东，以至入皖，入陕，所过州县，非索馈千金或数千金，不能出境，稍有羁留，官民尤困。随营之妓甚多，供亿之资不少。又有人奏：胜保上年督兵直隶，路过衡水，悦民间女子，招至营中阅看。又纵容委员，滥卖‘功牌’，至今直省拿获马贼，多带有胜保营中蓝翎或花翎，以及顶戴执照。又有人奏：胜保以一寒士，自带兵以来，家资骤富，姬妾众多，揆厥由来，总由滥保人员，以取贿赂；虚报名额，以冒口粮；勒派捐税，以充私囊。本年督兵赴皖，挈带眷属，熄赫道路；其拔营赴陕，同行女眷大轿有数十乘，闻”四眼狗“陈玉成家眷，亦为胜保所有，随从车辆，不知多少？各州县不胜苦累等语。以上胜保贪渔欺罔各劣款，系近日节次有人参奏，情节大同小异，似非虚罔。僧格林沁久驻河南、安徽交界处，见闻自必较确，着即按照所参各款，据实复奏。”
以外还有陕西绅士的“公禀”——是由多隆阿抄呈的。这些公禀是要求多隆阿回陕西去平回乱，当然也就提到了胜保，除去贪污、好色的劣迹以外，还指出“讳败为胜”，说渭河北岸，“匪巢林立”，西路凤翔，东路同州，为回匪集结之处，而胜保安坐省城，捏造获胜的战报。朝中这才明白，中原的局势，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整个情况是四面作战，剿捻匪、平回乱、对付胜保，还要拦截苗沛霖。这些任务，分别落在僧格林沁和多隆阿身上，而急务是不准苗沛霖入陕，怕在回乱以外，别生“苗乱”。
朝中的布置是以僧格林沁为第一线，这一线在河南如果挡不住苗沛霖，那就要靠多隆阿扼守潼关。此地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重险，多隆阿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后患不堪设想。
而多隆阿的全部兵力不到七千人，从紫荆关北上，且战且走，星夜疾驰，赶往潼关。
这时的胜保，到同州、朝邑一带视察了一番，已经回到西安，还在要兵要饷。亲自动手的奏折，已不是“非朝廷所能遥制”的话了，改了一个说法：“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这是指英法联军内犯时，胜保曾在通州“与洋人接仗”而言。接下来便铺叙他这次同州之行的战功，说是一个名叫王阁村的地方，为回匪老巢，进剿大胜，得意洋洋地写道：“臣抵同未及三日，获此全捷，差可壮我军威。”然后就提到军饷了，除了照例指责各省协饷，未能如数拨解，兵勇口粮，积欠累累以外，因为关中已是“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季节，特意加了一笔：“现在天气日寒，兵丁时虞饥溃。”另外加了三个“附片”，一个是参奏署理陕西藩司刘齐衔筹饷不力，办事玩忽；一个是奏请开复三名革职人员的处分，随营效力；再一个是请催新任西安将军穆腾阿迅即赴任，并帮办陕西军务。
等这个奏折到京，僧格林沁奉旨查明胜保劣迹的复奏也到了，不但上谕中所指出的几条，都是事实，另外还查出了许多秘密。最骇人听闻的是，陈玉成的两个弟弟被捕送到胜保军营，献上金银数千两之多。胜保得了这么一笔丰厚的贿赂，全力庇护，饶了那两个“要犯”的命，并还派在营里当差。
这个秘密的揭露，为军机大臣带来的隐忧，不下于胜保的擅调苗沛霖入陕。当即以紧急驿递，分饬僧格林沁和多隆阿遣派专人访查详情，同时再一次催促多隆阿星夜兼程，说他早一日到潼关，便可早一日“抒朝廷西顾之忧”。
潼关当然有人在坐守，那是署理陕甘总督熙鳞，他的任命，在七月间与胜保的任命同时下达。陕甘总督驻兰州，赴任途中奉旨留在陕西处理回乱。西安有了一个跋扈异常的胜保，还有身为“地主”的巡抚瑛棨，他不便去自讨没趣，因而留在潼关。堂堂总督，局促一隅之地，而胜保有所知会，动辄以朱笔下札，把他的身分贬成了一个总兵，因此，这个老实人抑郁万状。但总算是一个总督，所以军机处所发的，有关指示处置胜保的密旨，大致他也有一份，跟恭王和军机大臣们一样，他日夕所盼望的，也就是多隆阿早到潼关。
多隆阿终于在十一月十九，依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期限，领兵到了。这是一支好军队，因为多隆阿军令严肃而驭下有恩，所以连营十余里，阛阓不惊。在潼关，他除了会见熙麟以外，还特地找了个人来会面——驻扎黄河对岸，山西境内，自风陵渡到蒲州，沿河布防的西安右翼副都统德兴阿。
德兴阿跟多隆阿一样，都是黑龙江出身，都不识汉文，都是旗将中的佼佼者。所不同的，多隆阿是大将之才，而德兴阿仅得一勇字，他以善骑射受知于文宗，五六年前在扬州一带颇有战功，这是得力于翁同和的长兄翁同书为他帮办军务，及至翁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左右无人，军势不振，于是连战皆北，被革了职。不久，赏给六品顶戴交僧格林沁差遣，慢慢地又爬到了二品大员的副都统职位，不想偏偏遇着了一个胜保。
胜保看不起德兴阿，德兴阿也看不起他。他虽没有象另一个副都统那样被打军棍，但为胜保撵出陕西，西安的副都统去防守客地的山西，自然是件很难堪的事，所以他对胜保早存着报复之心。
德兴阿与多隆阿是旧交，一见面照满洲的风俗“抱见礼”。德兴阿微屈一膝，抱着多隆阿的腰，兴奋得近乎激动了，“大哥，”他说，“你可来了！可把你盼望到了！”“已经晚了。”多隆阿抚着他的背问：“你那儿怎么样？”
“瞎！真正是一言难尽。”
两人执着手就在檐前谈话。德兴阿赋性粗鲁，口沫横飞地大骂胜保，多隆阿静静地听着，等听完了，不动声色地说道：“胜克斋是立过大功的人，朝廷格外给面子，你也忍着一点儿吧！”
一听这话，德兴阿愕然不知所答，多隆阿却做个肃容的姿势，旋即扬着头走了进去。
“大哥！”德兴阿跟到“签押房”里，不胜诧异地追问：“怎么着，你不是来拿胜保？”
“老三！”多隆阿以微带责备的声音说，“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不改。这儿是他们替我预备的‘公馆’，难保其中没有胜克斋的人在偷听，你这么一嚷嚷，叫我能说什么？”
“是！”德兴阿接受了他的责备，不好意思地笑道：“大哥是‘诸葛一生唯谨慎’。”
这两个人熟“听”《三国演义》。清朝未入关前，太宗以《三国演义》为兵法，命精通满汉文的达海和范文程，把这部书译成满文，颁行诸将。多隆阿和德兴阿在军营中，每遇闲暇，总请文案来讲《三国演义》，作为消遣，因此，用诸葛亮的典故来恭维多隆阿，他自然感到得意。
“我就算是个莽张飞，可要请教‘军师’，我这西安右翼副都统，那一天可以回任啊？”
“快了，快了！”多隆阿顾而言他地说：“同州、朝邑的情形怎么样？”
提到这一点，两人的表情都显得很严肃了。多隆阿与军机大臣的看法不同，朝旨以堵截苗沛霖列为当务之急，多隆阿却以入陕平乱视为自己的重任，所以特别要先问匪情。而德兴阿防守河东，主要的责任也就在防备回匪渡河，窜扰山西，现在多隆阿问到这方面，他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深沉的多隆阿，极注意地听着，偶尔在紧要关键上插问一两句话。等了解了全部情况，他作了一个决定，下令总兵陶茂林，率队出击。
陶茂林和雷正绾是多隆阿手下的两员大将，雷正绾在帮办胜保的军务，负责解西路凤翔之围，但以胜保的骄横乖张，士卒怨恨不已，所以至今无功。陶茂林的运气比他好，跟着多隆阿从豫西一路打过来，又立下了许多战功，此时虽然安营刚定，未得休息，但知道多隆阿用兵决胜，素来神速，因而奉令毫无难色。率领来自吉林的所谓“乌拉马队”，自渭南渡河，经故市北上，迂道南击，成了“拊敌之背”。
包围同州的回匪，一直只注意着南面、东面拒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