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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转移住所，隐藏在工人阿利路也夫家里。塔夫利达宫里尽是谴责布尔什维克搅乱国家、私通德国的言论。很多布尔什维克同志认为列宁不应该隐藏起来，他必须露面。“否则，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党就无法证实自己是正确的。”“既然党的领袖受到了严重的控告，他就应该到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和党是无辜的。”
在列宁的隐藏地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克鲁普斯卡娅、诺根和瓦·雅柯夫列夫在一起讨论列宁该不该露面的问题。列宁之前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
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诺根表示赞同，相当多的莫斯科同志也抱着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坚决反对，他说：“士官生不等把人送到监狱里，就会在路上把人杀害的。”事实上的确是这样，一个被派去逮捕列宁的士官生就问上级：“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这时，叶·斯塔宗娃（时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了。她讲了塔夫利达宫里的流言飞语，说警察部门的档案资料记载，列宁是个德国奸细。这句话对列宁刺激之强烈是难以想象的，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他应该去坐牢。
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最后决定，列宁还是应该隐蔽起来。列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同意离开彼得格勒。起初，列宁隐蔽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湖边草棚里，彼得格勒工人尼·亚·叶梅利扬诺夫一家负责保护列宁。1935年，尼·亚·叶梅利扬诺夫一家被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泪流满面地向斯大林恳求保存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生命”［〔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布尔什维克亚·凡·绍特曼负责保护列宁，避入芬兰。“1939年，忠实的革命战士老布尔什维克亚·凡·绍特曼被捕身亡。”［同上。］
七月阴云（9）
资产阶级报纸没有放过列宁，形形色色的标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列宁的所在地》、《列宁被捕了》、《列宁在哪儿？》，有时还会报出“轰动的消息”，如《列宁已在德国》、《列宁迁居瑞士》，还有描写列宁是如何躲到国外去的短文：有说坐潜水艇的，也有说乘飞机的。各式各样的说法中有一点是对的：列宁走的是水路，但不是坐潜水艇，而是坐一只普普通通的双桨划子到拉兹里夫湖对面的草棚中去的。
一次，一个女人在涅瓦大街上胡言乱语，说从国外回来的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想出卖祖国。她身旁围着许多人。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压倒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喂，太太，把钱包还给我吧！”
“什么钱包，你发疯了吧？”女人气愤地问道。
“怎么，没有？太太！正是您，头上戴着帽子的——还想抵赖。同志们！她偷了我一个钱包！”
“真是岂有此理！不许你胡说！我从未见过你！你有什么证据？”
“您既然连布尔什维克都从未见过，那您又用什么证明布尔什维克卖国呢？”
围观的人哈哈大笑，热烈鼓掌。
那个女人气急败坏，落荒而逃。
这个替布尔什维克伸张正义的人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才华横溢的战斗诗人。
那些天，*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兵成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的真正英雄。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说道：“一个穿着哥萨克制服的人，进入公共场所，譬如一个饭馆的时候，往往全体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戏院、电影院和马戏团举行晚会捐钱送给受伤的哥萨克兵和被杀的哥萨克兵的家属。而对于参加*的机枪团，克伦斯基不但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且把他们集合在广场上，公开侮辱。这使得机枪团的士兵们，在两个月后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决支持者。
7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宣布临时政府“是挽救祖国和革命的政府”。当天，临时政府的“挽救”工作就开始了：加米涅夫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及其报馆被捣毁……。临时政府把参加*的卫戍部队派往前线，命令所有工厂的工人赤卫队在三天内交出全部武器。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共同弹压了群众性抗议运动，将激进派打压下去。但苏维埃也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向李沃夫提交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解散国家临时杜马委员会，禁止土地买卖，以待立宪会议通过土地改革方案。李沃夫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他主持的第二届临时政府随即垮台。
8月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新的临时政府中社会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且有苏维埃任职经历。政府16名部长中，只有三人反对成立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克伦斯基骄傲地说，“其余的部长全都坚决拥护这个不分党派、不分阶级、把全国性创造力量都联合在内阁中的政府”，“再也不存在什么‘杜马部长’或‘苏维埃部长’了。只有俄国部长！”他踌躇满志地规划施政目标：“我认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基础是我的如下坚定不移的信念：拯救祖国和革命的事业要求捐弃党派的纷争，拯救国家这项全民的国家大事，应该在进行战争、保持军队战斗力和恢复国家经济实力所迫切要求的条件和形式下来进行。” 。。
七月阴云（10）
新内阁成立之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布尔什维克克雷连柯少尉在前线被捕。托洛茨基声明自己与列宁的信仰和观点完全一致，在致联合政府的公开信中他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令，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联合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
同日，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批评道，“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查封。
临时政府决定在12月25日召开立宪会议，此前，为商讨国事和提高政府的威信，定于8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似乎比彼得格勒要小。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使用强力约束群众自由，整肃秩序。7月25日，颁布了在前线实行死刑的命令，不允许士兵在前线进行*。在罗马尼亚前线，许多士兵被当作逃兵拘捕了。军官们又趾高气扬起来，不再理会士兵委员会的自主管理决定。那些比军官还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也一个个被肃清了。7月31日，由于芬兰国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芬兰国会被解散。
7月底，苏维埃迁出塔夫利达宫，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斯莫尔尼宫。临时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要修缮塔夫利达宫，为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做准备，但其用意昭然若揭——从政治与空间两个方面，把苏维埃边缘化。
在首都和外省的苏维埃中，领导权掌握在护国派手中，布尔什维克在各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席位实际上几乎全被取消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记述道：“7月12日（公历25日），反革命胜利了。苏维埃没有权力。那些士官生野性大发，甚至开始攻击孟什维克派。党的某些分子动摇起来。党员增加之趋势停止了，……但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哥写道：七月事变之后，“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工人中的影响力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开始反攻了，13个最重要的实业团体成立了保卫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关厂运动以及向革命作政治进攻。火车机械制造厂经理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厂工委会在致中央理事会的信里说：“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被阻挠。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上述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许多工厂都取消了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厂内事务的权力。首都工委会大会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首都金属工会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工商界兴奋地预言“工业即将破产”；老板们幸灾乐祸地说，“饥饿之手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盼望着这只手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七月阴云（11）
此时，临时政府和有产者看来是占据了政治的优势，但他们没有解决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实是最好的宣传家，失业、饥饿和前线失败很快地拂去了政客们的鼓噪，政治高压引发了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列宁的观点在工人和士兵中复苏，革命按照历史的逻辑迈向了新的阶段。
七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厂的地位已经恢复，并更坚决地投入斗争。伏洛达斯基在7月27日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报告：“我们在工厂内有了一种巨大而无限制的影响。党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来做的。……组织从底下生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这组织将不会涣散。”
喀琅施塔得水兵也从被弹压后的短暂消沉中恢复过来，在8月2日召开的水兵*上提出：政权交给苏维埃；调遣哥萨克、宪兵和警察上前线；废除死刑；允许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前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否在严密关押之中；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等等。海军上将梯可夫命令各战舰卸下红旗，改挂传统的圣安德烈十字旗，喀琅施塔得水兵拒绝了。
此后，整个舰队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赫尔辛基一个代表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舰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占优势，但在大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所有水兵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便是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自从7月3日至5日（俄历）事件之后，刚古特号、塞巴斯托普号、鲁里克号、狄安娜号、格罗莫步号和印度号，也走到我们方面来了。如此，我们手里拥有庞大的战斗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变教训水兵好多的事情，教育他们：仅仅情绪高涨是不足以达到目的的。”
苏维埃在政治上的复活，恰好与它的布尔什维克化同时，是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是各区联合起来。8月3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执行委员会，他们要求解散杜马，立法保障士兵委员会组织不可侵犯，恢复左派报纸，停止解除工人武装，停止大规模逮捕，约束右派报纸，停止解散兵团，废除前线死刑。《消息报》每日发表苏维埃、工会、工厂、部队等的决议案，要求解散杜马，停止压迫布尔什维克，停止宽容反革命。
7月26日到8月3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参加会议。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组成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大会上，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人共坐了245年的牢，10人共做了41年苦役，24人共受了73年流刑，55人共充了127年军，27人共流亡国外89年，150人共被捕549次。这是个“职业革命家”的会议。
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大会记录记载：“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列宁在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根、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米柳亭、洛莫夫。”
这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值得特别关注，两个月后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在斗争高潮来临之前，一个使布尔什维克主导革命进程的时机出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
出版后记（杨书澜）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E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