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第1部分

末代君主和亡国令（1）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凌沧洲先生将定都长安的两个古中国王朝——汉朝和唐朝一并称之为长安帝国。这一重新命名，既是为了叙事方便，也是为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你可曾见到一个皇上拍臣子马屁的文章？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和独夫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我瞧不清这纸上的文字；可是眼泪并没有使我完全盲目，我还看得见这儿一群叛徒们的面貌。哦，要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叛徒的同党，因为我曾经亲自答应把一个君王的庄严供人凌辱，造成这种尊卑倒置、主奴易位、君臣失序、朝野混淆的现象。……把镜子给我，我要借着它阅读我自己。还不曾有深一些的皱纹吗？悲哀把这许多打击加在我的脸上，却没有留下深刻的伤痕吗？啊，谄媚的镜子！正像在我荣盛的时候跟随我的那些人一样，你欺骗了我。这就是每天有一万个人托庇于他的广厦之下的那张脸吗？这就是像太阳一般使人不敢仰视的那张脸吗？这就是曾经“赏脸”给许多荒唐的愚行、最后却在波林勃洛克之前黯然失色的那张脸吗？一道脆弱的光辉闪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以镜猛掷地上）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沉默的国王，注意这一场小小的游戏中所含的教训吧，瞧我的悲哀怎样在片刻之间毁灭了我的容颜。
　　帝国的王位仿佛是一场破碎的镜子游戏，只有从权力高空坠落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人生的极度幻灭。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
　　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的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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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君主和亡国令（2）
长安帝国末代君王退位的907年，中国的北部边疆，一个少数民族正奇迹般地崛起，契丹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王，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中正式扮演逐鹿者的角色。自此以后，汉唐的强盛岁月不再，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一再南下，直至吞没、征服并改变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原文明。
　　

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1）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像我这样一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也为此改变观念。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帝国诗人对扩张领土、掠夺财富似乎并不感兴趣，“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630年，张宝相活捉突厥颉利可汗，长安帝国欢欣雀跃。
　　635年，李靖、侯君集等将领大破吐谷浑，捉住吐谷浑名王20人。
　　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王国，活捉高昌国王。
　　641年，李勣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
　　644年，郭孝恪消灭了焉耆，活捉焉耆王突骑支。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农历4月，在幽州城，用酒肉款待六军。5月17日，皇帝亲率精锐骑兵与李勣会合包围辽东城，借助大风发火箭，待城上的房屋都烧光后，指挥战士登城，攻克了辽东城。
　　648年，王玄策打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活捉其国王、王妃、王子等人，掳获一万两千人，牛马两万多匹送到长安宫阙。
　　同年闰12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50个城池，活捉龟兹王。龟兹平定，西域震惊。第二年春正月初六，俘获的龟兹王和其大臣，被献到社庙以祭祀土神。
　　658年，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的军队。贺鲁逃往石国，副将萧嗣业追上将其抓获，俘获贺鲁人畜共40多万。
　　660年，苏定方向东###平定百济，11月，在则天门上献俘。
　　668年，李勣攻破高丽，攻克平壤城，活捉高丽王和大臣多人回朝。高丽全境投降，投降城池170个，697　000户，帝国将高丽之地设置为安东都护府，分别设置42个州。
　　679～681年，帝国军队继续在西部征讨，裴行俭多次击败西突厥，仅681年9月，就在长安的街市上，斩杀了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及其高官等54人。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729年，帝国军队向南，攻克昆明城。（以上均出自《旧唐书》）
　　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
　　751年，帝国军队在南方遭遇挫败，鲜于仲通率兵6万###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在泸水作战，帝国军队大败，死亡的人不计其数。“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同时，帝国在西北部边疆，一样遭到强烈挫败。帝国将领高仙芝攻克石国（今塔什干）后，俘虏了国王与王子，但王子途中逃走。中亚各国向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长安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遭遇，激战多日，高仙芝失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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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2）
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深受帝国皇帝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集合了蕃、汉之兵十余万人，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
　　

安禄山反叛兵戈举（明刻）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如山，万里君王蜀中老。”几百年后，仍有诗人张耒描写潼关之战的残酷。
　　755年11月11日，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同时受到帝国内部反叛不断的困扰，直至它最后消亡。755年的这一历史事件给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带来了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汉民族青壮年时代的权力与荣耀日渐衰落，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
　　756年，唐肃宗即位后改元至德。这年10月，唐肃宗命宰相房琯统兵收复长安、洛阳，在咸阳县东的陈陶一战溃败。当时，杜甫困陷长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看见安禄山部胜利归来的骄横情形，满腔悲愤。可以说杜甫就像个新闻记者，他用诗歌记录了陈陶之战的史实：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最后，在帝国末年，连首相希奥多尔都说：“拜占庭除了祈祷只能自求多福。”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终于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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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1）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
　　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当项羽捉住刘邦之父要将其放在沸水中烹煮时，刘邦笑道：“我们曾经是兄弟，
　　我父即你父，你烹后，不妨给我分一杯羹。”——比项羽更心狠手辣，比项羽更具领袖风范和胸怀，比项羽更懂得用人术和御下术，所以刘邦建立了帝国而项羽失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且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一一斩草除根，然后作出姿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兄弟，表示延续兄弟的一脉，这在古人看来是“续香火”的正当之举，但在现代人眼中，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感于当时人们的堕落，期望从罗马兴起的历史中发现罗马的美德和荣耀，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惶恐，因为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血腥、贪婪、残暴和淫荡；而当凌沧洲先生追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美德和荣耀时，越深入研究，也越惶恐不安——长安帝国的早期亦如罗马的历史。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
　　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
　　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比如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出谋划策者王恢竟被下狱，匈奴攻击更甚。（见《史记》）
　　此后，长安帝国与匈奴的攻击，互有胜负。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但汉朝自身的损失也很惨重，士卒死亡数万人，马匹出塞时14万匹，战后尚不满3万匹。
　　但是长安帝国的动员能力、人才储备、战略储备以及它的外交同盟策略，都是匈奴所无法企及的。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到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丁令、乌桓等攻击匈奴，匈奴从此大为虚弱。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等人攻郅支，破郅支城（中亚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杀单于。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尽管汉代几百年来与匈奴作战战绩辉煌，但也十分吃力，直到汉王朝灭亡，匈奴的边患也没有结束。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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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2）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