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耳目，但也难免百密一疏，给自己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特别是明帝国时期，厂卫横行具有极大的权力，文武百官的私生活几乎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因此，当这一次周重新回到权力中枢之后，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奏请朱由检，建议免除东厂和锦衣卫缉察别人隐私的权力。这样一来既让他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同时也让他在京城朝野间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朱由检对周的建议，虽然没有完全同意，但也将厂卫的势力和功能削减了很多。而在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之后，掌管东厂、锦衣卫的官员们十分痛恨周延儒并逐渐开始与宦官勾结，刺探周的隐秘，这也直接导致了周最后的覆灭。
（三）不过是回光返照
崇祯十六年四月（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攻破蓟州。警报飞驰入京，周延儒并不相信，反而认为这是边将用报警要挟户部拨储粮的伎俩，因此仍继续忙着筹办自己的五十五岁大寿。回京两年后，周延儒的精神和气色都好了很多。回想自己大半生的仕途生涯，虽然也有波折重重，但终究是否极泰来。如今自己位极人臣，贵为帝国的宰相，心中不禁升起丝丝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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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奈何江山唱晚（41）
就在周延儒为自己筹办寿筵之时，突然亲信上门禀报“蓟州难民踉跄而来，小保定陷，北兵大队南下”。
由于之前对边关报急没有理会，所以如今大军压境，周延儒立刻惊慌失措，急忙下令关闭九门，京师戒严。
第二天，崇祯知道军情后立刻勃然大怒，望着一个个如同酒囊饭袋的大臣，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此时偌大的文华殿上，连喘气的声音都变得清晰可闻，朱由检亲自下诏道：“勃有献策者，直人毋禁。”这下周延儒胆怯了，身为内阁首辅大臣，国家危难之时竟不能出谋划策，皇上如果怪罪下来，他势必难以自保，可是对于他这个庸才中的庸才来说，要他献计献策，又确实有些难度。琢磨了半天，正经主意一个没有，馊主意倒想出来一个，他让人请了一百多位和尚道人、阴阳法师，又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一众神汉在石虎胡同口大摆道场，筑台祭天，又念佛又诵经，搞得乌烟瘴气，企图求上天保佑，或者有天兵天将突然下凡，打跑清军。
眼见清军步步进逼，满朝文武又没有人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此时的朱由检忧心如焚，于是在四月初五日“召三相国，辞色惧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心里清楚，这是朱由检欲擒故纵的把戏，其用意不过是逼他说话。而事到如今，自己也只能硬着头皮跪倒，请求说：“臣愿代往。”
事实上，自从清军来袭开始，崇祯就对周延儒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这位被他视为智囊忠臣的首辅，从没有提出过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如今见他居然要代替自己出征，当下回道：“先生既愿前往，请即刻出发，一出朝门，向东而行，慎勿西转。”因为周延儒的家住在西城，所以崇祯的话意思就是要他即刻启程，不许回家。周延儒万般无奈，连夜点齐兵马，第二天便到了通州。但军事指挥和政治斗争完全是两个概念，此时在朝中一手遮天的周延儒面对千军万马立刻慌了手脚。他到达通州的时候，正是清兵劫掠北返之时，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击机会，但他并不敢率兵与之交战，不光如此，他反而害怕清兵顺手牵羊攻打通州，于是下令兵士们在城楼上不停地放炮，虚张声势吓唬清兵。
如此这般，又过了几天，周延儒左思右想还是没有胆子出兵，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总不出兵，皇帝必然问罪下来。于是灵机一动，让士兵每天上呈两份捷报，弄虚作假谎报战功。整整一个月，清兵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心满意足后满载而归。等清兵一撤，周延儒立刻高高兴兴、如释重负地“凯旋”回京。
对于周延儒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朱由检并不清楚，而每天两份的捷报早就让他心花怒放了，见到周延儒之后，朱由检高兴得一下子从金銮宝座上弹了起来，一把抓住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并对周的“丰功伟绩”大加褒扬。对于皇帝的赞扬，周延儒虽然心中多少有些愧疚，但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一边再三恳请皇帝不要搞什么铺张浪费的庆功活动，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朱由检听了周延儒的一番话，心中更是感动，执意论功行赏，赐周延儒银币蟒服，并加太师之职。
周延儒回京之后，他的对手们一直很怀疑他这次的战果。于是便广派眼线侦察周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没几天宦官和锦衣卫们便刺探到了真情，于是立即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皇帝的罪行。崇祯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当证据摆在眼前时，立刻气得暴跳如雷。要知道，在朱由检的心中，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只有自己哄骗别人，而别人从来没能力欺骗到他。而如今，自己不光被骗了，而且还在朝堂之上说了很多的傻话。盛怒之下，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将他削职回原籍宜兴。
为了防止周延儒再一次东山再起，他的对头在周被削职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弹劾，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所作所为进行揭发检举。眼见臣子们对周的指控越来越具体、详实，朱由检的怒火彻底被燃起了，于是他下诏逮捕周延儒，勒令其居住在城外一古庙中，等候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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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奈何江山唱晚（42）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崇祯下旨，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审议周延儒罪状。刑部尚书张忻、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客观分析了周延儒复出后的功过是非，认为周延儒罪不致死，建议皇帝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从宽发落。而大理寺卿凌义渠则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周延儒的罪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擅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
仔细地倾听了大臣们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之后，朱由检心中感慨万千，虽然自己从来不愿承认用人的失败，但如今的帝国却在自己手中风雨飘摇，周延儒一案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所带来的后续效果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此时的朱由检已经没有机会再吸取教训，改善帝国了，此时距离他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朱由检下令周延儒自裁，并由锦衣卫头领骆养性到古庙中宣旨执行。一代奸相至此走完了自己风波诡异的一生！
第三卷 辽东军政要略和女真之复兴
事实上，我们回顾明朝的灭亡，有一个人的死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就是袁崇焕。有关他的死，历史上的说法比较统一，那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那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所谓反间计，它的功效未必就真的有那么大，袁崇焕的悲惨命运其实更多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和朱由检的多疑猜忌。
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智慧的文人将领，袁崇焕的存在使辽东防线始终固若金汤。但他极强的个人性格，也为他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要知道他面临的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刻薄和多疑的朱由检，在朱由检看来，所有人都不可靠，他唯一不怀疑的人就是自己，所以一旦他觉得谁要谋反的话，就一定会痛下杀手，在这一点上他对魏忠贤一样，对袁崇焕也是一样。而在袁崇焕的内心深处，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的命运到底为什么如此坎坷？当他走上刑场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所扼守的辽东仍然是元首最为担心的地方，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许会让他在临死之前审视自己的国家。他也明白在辽阔的东北大地，虎视眈眈的后金民族到底有多么可怕，但他不明白的是，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糟糕，他更不能预想在他去世后若干年，局势又会变得如何，他当年的一个小小部将吴三桂又会做出怎样一番影响民族进程的大手笔。
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自缢而亡，他的死代表着最后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土崩瓦解，而推倒他的却正是他口中一直热爱、怜惜着的子民。他到最后也没真正地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发过那么多《罪己诏》，一直向自己的臣民表白着、叹息着，但最后他还是被这些他所“关爱”的百姓送上了黄泉路。
崇祯之死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他刚愎自用、刻薄贪婪的性格导致帝国的政治结构始终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同时也导致了经济上的一溃千里。在他统治的时期，大部分官员都成为其政治多动的牺牲品，也正是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间，帝国的内部矛盾极大地消耗着国家的生命力，李自成最终能攻入北京，便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将朱由检赶下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同样也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三月二十日他进入北京开始，小农意识和吃大户心理便主宰了他及其部属的内心世界。在胜利并未彻底完成的时候，李自成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迅速在整个京城开展起了气势磅礴的追赃活动，王公大臣、宦官外戚中的绝大多数都因此家破人亡。而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吃大户运动中，辽东守将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和其家人也被李自成关进了大牢。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吴三桂立刻勃然大怒，决意起兵反抗。
吴三桂的反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兵力不足，为了能够彻底击溃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他采取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策略，那就是引关外清兵入关。在吴三桂的策应下，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进而南征北战，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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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奈何江山唱晚（43）
如果单从清军入关这件事来看，似乎事出突然，甚至有些偶然，因为这赖于李自成错误的施政方针和吴三桂的破罐子破摔。但如果从清帝国崛起的过程来论，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导致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最大外因。平心而论，明朝灭亡，除了内部的腐朽之外，在外交上也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公元1368年，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之后，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抗击元朝统治的义军领袖，朱元璋从建立政权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朱元璋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又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一管理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这种确定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明帝国对东北诸地的统治权。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是为永乐帝。和他的老子一样，朱棣也非常重视东北边陲的治理。永乐七年，朱棣在黑龙江特林地区又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朱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同时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同时为了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明政府对蒙古、女真的主要少数民族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策上，明政府“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这种做法起到了拉拢少数民族贵族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落首领之间因官职封赏不同结下了较深的矛盾。
朱元璋和朱棣去世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元首，明朝的内政逐步溃乱，官场腐败始终无法根治，这种腐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特别是到了后期，大量金钱囤积于贵族、大臣、地主、巨贾之手，而帝国国库却干净得如同乞丐的行囊。在这种情况下，辽东防御部队的军费已经成了一个要命的开支，想要对后金政权形成进攻态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与明帝国一代不如一代的加速腐朽不同，女真人在经历了元朝时期的低迷之后，到万历年间的时候，他们的元气已经得到恢复。在草木丰茂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又形成了三个庞大的部落：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在这三个大的部落中又形成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当然，与祖先们曾经的辉煌不同，此时的女真人受汉族王朝的分封，担任大明帝国的官员。面对女真人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们并未有足够的认识，作为辽东军事最高长官的李成梁虽曾数次取得了战略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未持续太久，也没有对女真人的战斗力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凭借不足百人之众，开始了自己的王者之战，他和部属如狂风般席卷关东草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全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从而结束了自元朝以来女真民族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局面。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放慢扩张的脚步，明里他依然和大明帝国保持着原来的臣属关系，但暗地里却加紧了结束明朝的准备。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以蒙古字母与女真的语音为基础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在原有女真族狩猎的“牛录”组织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女真民族的凝聚力，为日后的长期战争打下了厚实的民众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彻底完成了关外民族的整合，女真人再一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国号依然称金。在政治上与明帝国撕破脸皮之后，军事上，努尔哈赤也从积极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并顺利地攻陷明抚顺、清河等战略要地，一举改变了辽东的形势。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至此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努尔哈赤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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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奈何江山唱晚（44）
天启二年，面对边关极为不利的局势，大学士孙承宗请命经略辽东。在他和部属袁崇焕的努力下，明帝国与后金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均衡的态势，积极主动的防守策略使努尔哈赤的南进受到了有效的抵抗。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东林党出身为孙承宗引来了巨大的麻烦，在大太监魏忠贤的策划之下，不通军事的高第一举取代了孙承宗的位置。
辽东守军高层的变化直接引起了防守政策的改变，与孙承宗的积极防御完全不同，高第一上任便放弃了孙承宗经营已久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战略要地。面对军事主官的愚蠢策略，知识分子出身的宁远守将袁崇焕誓死不退，以孤军镇守宁远。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袁崇焕的选择是非常悲壮的，虽然在武器上明军有着较大的优势，但战场形势却非常不利，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袁崇焕和他的宁远孤城成了努尔哈赤的滑铁卢，直接导致了后金军队最为惨烈的一次失败。在这次失败之后，努尔哈赤本人也因病而亡，而袁崇焕则因功升为辽东巡抚。
努尔哈赤去世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