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每月拿十亿元的工薪（这些钱在市场上只够买四十包火柴算来，那么这笔数目，并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样惊人。
门外站着的是布拉果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来，并且跟我说再过上两个钟头他到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我跟您讲，”——布拉果夫说。“我总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说。写得很有才气。不能让它掷了。您知道，我象老报人似的，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
“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原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一个字都不动。我就住在您这儿，因为回家往兰若龙去已经不行了——非把我剥光不可。我当着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么叫‘遛’？”我问。“‘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说过一个字都不加一个字都不减吗。”
“那您怎么办呢？”
“您就会看见的。”
从布拉果夫的话里，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这朔风凛冽的冬夜，跟这位沉静的人物一同到阿尔斯王商店来了。应该打破这个谜，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非常粗的香蜡烛头。蜡烛上绕着一条条的金纹。他把这个蜡烛头点着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里拿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刚好烧开了水，沏好了茶，不过这次的茶不是干胡萝卜作的，而是用切碎烤过的糖萝卜做的。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两个在这儿，象造假钞票的一样。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用。”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又说道，“不是每一个公安人员都懂得你们在干什么。要谢谢上帝，当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这儿站岗，而不是别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过。要说起造假钞票的，这种骗子用一块马粪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证来。据说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里，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摆着一支大理石的手，简直是美极了。不过不是萨拉·柏伦哈尔①的手，也不是萧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欧洲最有名的造伪币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个时候，把他脑袋砍了下来，而手却展览了起来，就好象他是个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吗？”
【①萨拉·柏伦哈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
“并不见得，”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可以分给您一点。”
布拉果夫在将近破晓的时候才搞完。在我们没到编辑部，打字员没打出来之前，他没给我看原稿。
我把小说通读了一遍，呆住了。这是一篇简洁而流畅的散文。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先前的杂乱无章和语言的涣散，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而且实实在在一个字也没增，一个字也没减。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叶一样黑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烟卷，一面冷笑着。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搞的？”
“光是打上了标点符号。梭勃里搞的一场胡涂。我特别仔细地打上了句点。还有分段。这是件大事情，亲爱的。连普希金都提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就是标出思想，摆正词和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句子易懂、声调准确。标点符号好比音符。它们牢固地缚住文章，不让它撒落。”
小说发表了。第二天棱勃里冲进编辑部来。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不过眼睛里闪着一种令人不解的光芒。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喊道，声音大得不得了，并且把手杖往桌子上用力一挥，正打在报纸合订本上。于是灰尘象火山爆发一样，飞扬起来。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对原稿。”
“撒谎！”棱勃里大喊着说。“胡说！我总会查出来是谁动的！”
看样子要出乱子了。胆小的同事们开始很快地躲出去。而我们的两个打字员柳先娜和柳夏，和往常一样，穿着“假脚”，呱哒呱哒地飞奔来看热闹。
这时，布拉果夫沉着地，甚至是无精打采地说：“假如您认为在尊稿上打上了标点符号，就算改动的话，那么就算是我动了您的大作。因为我必得尽我校对员的职责。”
棱勃里向布拉果夫跑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用力地摇摇，然后抱住这个老头子，按照莫斯科的规矩，亲了他三次。
“谢谢您！”棱勃里激动地说。“您给了我一个再好没有的教训。不过就是可惜太晚了。我感到我对以前的作品有罪。”
晚上，棱勃里不晓得从哪儿弄到了半瓶白兰地，拿到阿尔斯王商店来。我们把布拉果夫、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岗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请来了，我们为文学和标点符号喝光了白兰地。
这以后，我完全相信，适当地打上去的一个句点，对读者起着多么惊人的作用。
第十四章 好象是小事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人，一般说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写东西。从某几本书中好象能喷出酵母浆来，使我们心神陶醉，感染我们，使我们不自主地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守护人，在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多半和我们迥乎不同。
我认识—个作家，是一个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专门描写日常生活，人稳重而沉着。但他的守护人却是那位落宕不羁的空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作他的鼓舞者。至于我呢，司汤达的罗马通信的任何一页都能引起我的创作欲，而且我写的东西与司汤达是那么悬殊，连我自己都威到惊讶。有一年秋天，我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便写了一个短篇273护林区，这篇小说是描写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这个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的共同之处。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没寻找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仅仅是想谈一谈，有许多粗粗一看并不重要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们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写东西写得最出色。无怪“波尔金诺的秋天”成了惊人的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秋天来了，”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约夫说。“这是我喜爱的季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我的文学创作的时期开始了。”
大概不难理解这是什么道理。
秋天，清澈而凉爽，有“飘零的美”（语出普希金1833年写的抒情诗《秋》），远景明晰，气息清新。秋天给自然添上一种淡淡的色调。绛红、金黄的树林时时刻刻在雕落，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使线条更形突出了。
眼睛会逐渐习惯于秋日景色的明朗。这明朗的秋色便渐渐地吸引一个作家的意识、想象和作家的手。诗和散文的喷泉喷出冷冽的清泉，偶尔发出冰屑的响声。头脑清新，心强烈而均匀地跳动着。只是手指有些儿发冷。
到秋天，人类思想的禾稼也熟稔了。关于这个，巴拉廷斯基说得很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在思想的谷粒里收刈；达到了人类命运的圆满。”
照普希金的说法，每逢秋天，他的精力又重新旺盛起来。每年秋天，他都觉得年轻了许多。歌德说得对，有天才的人一生之中，常常有几度恢复青春。
在一个这样的秋日，普希金写了几行诗，述说了诗人极其明显的复杂的创作过程：
我常常忘记世界——
在甜蜜的静谧中，
幻想使我酣眠。
这时诗歌开始苏醒：
灵魂洋溢着抒情的激动，
它颤抖，响动，探索，象在梦中，
最终倾泻出自由的表现来——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涌来，
是往日的相识，是我幻想的果实。
于是思想在脑中奔腾、澎湃，
轻妙的韵律迎面奔来。
于是手指儿忙着抓笔，笔忙着就纸，
刹那间——诗句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引自普希金的秋）
这是对创作的惊人的分析。只有在高度精神振奋的热潮中，才能作出这样的分析。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东西碰到写不下去的地方，便索性跳过去，继续往下写，决不停顿。以后他再回到漏过的地方，但这只是在他称作灵感的那种精神振奋到来的时候。他从来没勉强地唤起灵感。
我看见过盖达尔写作。和作家一般的写作情形完全两样。
当时我们住在麦绍尔森林区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在一幢临街的大房子里，而我住在花园深处的一间浴室里。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彼此决不以钓鱼来诱惑对方。
有一次，我在这间浴室里靠近敞开的窗子写东西。连一页的四分之一还没写完，盖达尔就从那幢大房子里出来了，从我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罗斯作家，对时代精神敏感，现察力强。但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写作，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