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象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象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作家不习惯在小纸上写作或象记者那样在窄条排样上写作。手要不停地写，因为甚至这个最不足道的刹那的耽搁，都可以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显然，意识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就我所知，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很可以理解。因为没有比热闹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独，当然，这必须没有人直接打断你的思路，没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象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象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轻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象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仓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仓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象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象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象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第十五章 白夜
一般旧轮船离开了沃兹涅先尼耶的码头，驶入了奥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宁格勒宫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间看到白夜。
在东方，低悬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没有一点光辉。
轮船激起的波浪，漂着松树皮，无声地滚向远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钟楼上击着铜钟，响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钟声仍然传到了我们这里，并且绕过轮船，在平静的湖面上，飘到挂着月亮的透明的暮霭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白夜的恼人的光辉？是神秘的呢？还是魔幻的？
这些夜晚，总使我觉得大自然过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气和奇幻的银箔色的光辉。
眼望着这种美、这些销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无法忍受。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样，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们一种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来，但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别是荒芜的花园中在暮春时节雕谢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这种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特别多。在这里没有人把它折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许是因为花已经谢了。
我是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的。当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正在计划出版一套叫作工厂史的丛书。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同时决定分成几个“工作组”——当时这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学界——进行工作。
高尔基建议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定了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工厂是彼得大帝创设的，最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铸铜，革命后，改为制造运输车辆的工厂。
我拒绝了工作组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有些人类活动的倾域，共同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写作工作。到头来，顶多能够辑成一个各种体裁的特写文集，而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书来。我认为，不管题材有什么独特之点，一本书总应该有作家的个性，有他对现实，风格和语言的理解的一切特点。
我想，这就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能同时拉一只提琴一样，也不能共同写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了。他皱着眉，照例，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子，想了一下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负的。您还是搞吧！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书回来。一定！”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这一次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书来。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大大地使我工作轻快顺利。显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征，例如，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转动听的诺夫戈罗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鹅颈般弯曲的黑划子，给杂色万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来。
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当时是一片荒凉。大街上铺着一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块。整个城市好象是云母筑的，这大概是由于湖土的白色闪光和灰白色难看的、但却不讨厌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档案所和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有关彼得罗夫工厂的资料。工厂的历史原来很复杂，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农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师，加龙铸造法，水力机械，风俗习惯，这一切都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读完这—切之后，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几天，这里有一座在建筑美方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着，在它晶莹的、有弹性的飞瀑中，带下了直立的松树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日落时看到的。看来，要完成这种建筑，需要首饰匠几世纪的劳动才能落成。但其实是我们的普通的木匠在一段短短的时限内筑成的。
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看见了许多湖泊、森林、多次光辉柔和的太阳和隐隐的远方，但是碰到的人却很少。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首先写就了我这未来的作品的大纲。其中有很多史料和描写，但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这里，就在卡累利阿动笔，所以在退休的女教师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家里赁了一间房子。女房东完全象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婆，除了一副眼镜和懂得法语而外，没有—点象女教师的地方。
我着手按计划写书，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而书简直在我手下分散开来。我怎么也不能使材料连起来，融成一体，让它自然发展。
材料松散。一些生动的段落互不连贯，上下不接气。它们一个一个孤单单地楞在那里，和那唯一能够给这些档案材料注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和生动的细节、时代的气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命运毫无联系。
我描写水力机械、生产工作、匠人，我一面写着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对这一切还没有自己的态度，当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气息还没给予这些材料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总之，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顺便说说，当时我了解写机器必须和写人一样，要懂得它们，爱它们，为它们欢乐和痛苦。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总是为机器感受肉体的苦楚。就比方“胜利牌”汽车吧，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上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于汽车本身。这个例子或者不太恰当，不过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写机器，那你便要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它们。我发现优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这样对待机器的。）
没有比面对写作材料一筹莫展再难过的了。
我这时感到我是一个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编校康德哲学似的。
而高尔基的这两句话：“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回书来”，有时候刺着我。
而且还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圣崇拜的写作技巧的一个基本条件落空了。我认为只有能轻易地、不失掉个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决定投降，什么也不写，离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就这样来结束了这个局面。
除了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而外，没有人可以听听我的伤心事。我本来准备跟她谈谈我的失败了，原来她凭一种想必是老教师的经验已经觉察到了。
“您好象我们中学里那些儍丫头在考试前一样，”她跟我说。“光是一个劲往脑袋里塞，弄得昏头昏脑，也不懂什么重要，什么毫无用场，您不过是疲劳过度了。这写作的事我虽然不懂，不过我觉得凭蛮劲是不顶事的。光把神经弄的非常紧张。这可不仅没有好处，而且简直危险。您别这么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转转，到城里去逛逛。我们的城市很可爱，很朴素。也许会有点好处。”
不过我还是决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见过这座城市。
我沿着湖畔向城北走去，来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经到头了。前面是一片菜园子．在菜园子中间零零落落地点缀着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个老人在胡萝卜畦上除草。我问他这是什么十字架。
“这儿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说。“这里埋的好象是外国人。现在这块地作菜园子了，墓碑都给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顶多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一共不过五六块。其中的一块有生铁铸的华丽而沉重的栅栏围着。
我走近去。在毁坏了的花岗石柱上隐约可以辨出法文写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这些碑文全挡住了。
我折断了牛蒡，看见了：“查理·尤金·伦瑟维，拿破仑皇帝大军之炮兵技师。一七七八年生于彼尔比南，一入一六年远离故国殁于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愿主赐他苦难的心灵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的坟墓，这个人的命运很悲惨，并且明白了使我脱离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说我要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留下来，然后立刻就到档案所去了。
那儿有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一张皮，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过去是数学教员。档案所还没完全清理好，但老头子管理得极有条理。
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老头子焦急得很厉害。他惯于开具枯燥无味的证明，主要是寺院户籍簿的抄录，而且就连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这一次要进行——次困难的有趣的档案搜索——寻找一切和这位不知道为什么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测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材料。
我们俩——老头子和我——都很担心。能不能在档案所里找到伦瑟维的一点什么踪迹，按照这些踪迹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头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过夜，要通夜在档案所里翻文件。我想和他一齐留下，但是外人不许在档案所里留宿。于是我进城去买了点面包、香肠、茶叶和沙糖，给老头子送来，让他夜里好喝点茶，然后我就走了。
搜索继续了九天。每天早晨老头子都给我一份卷宗抄目，按照他的猜测，这些可能有提到伦瑟维的话。他对最有用的卷宗打上了一个“V”号，他按照数学教师的习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
到第七天，才在墓地登记簿上找到了在有些奇怪的情况下埋葬法军被俘军官查理·尤金·伦瑟维的记录。
第九天，找到了两封提到伦瑟维的私人信件，而在第十天，找到了一份破破烂烂的、没有签署的奥伦涅茨省长关于“该伦瑟维”之妻“玛丽亚·采齐丽雅·特琳尼德自法来为丈夫立墓碑短期滞留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通报。
材料已经找完了。保管档案的小老头所找到的材料——他为这个成就而得意——已经足够使伦瑟维在我的想象中复活了。
伦瑟维刚一出现，我立即埋头写书——不久前还是散得毫无希望的工厂史的全部材料都轻而易举地编织到书里去了。史料紧密而合理地安排在这个参加过法国革命的炮手身边，他是在格查茨克为哥萨克俘来，流到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工厂，因罹热病死在那里的。
查理·伦瑟维的命运这个中篇就这样脱稿了。
在没有出现人物之前，材料是僵死的。
除此而外，事先作好的计划全部粉碎了。现在伦瑟维毫无疑问地成了故事的中心。他象一块磁石一样，不仅吸引来史实，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我在北方所看到的景物。
在小说中，有一个哀悼伦瑟维的场面。女人哭悼他的话，我是从真实的哭诉中摄取来的。这件事值得提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