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环的阳光。
为了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颜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们无穷的变幻停住了。
在这之后，难道能够说梵·高对人冷漠无情吗？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闪烁着各种彩色及其最精微的变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类。
他赤贫、高傲且远离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了最后的一块面包，从他自身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社会的不义。他蔑视那些廉价的成就。
当然，他不是个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疯狂般相信劳动的人们——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的未来。他没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赞颂大地的画——献给，实际上已经献给了未来的宝库。
从美的各种形式中，梵·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色调无可非议的和谐，这一大自然的特征，这些色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时时刻刻都在转换、但一年四季到处一样美丽的大地的彩色……这一切无时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时候了，应该恢复以公正态度来对待梵·高，对待乌鲁别里、鲍里索夫…穆萨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了。
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难道还用证明吗？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该把那些因为美不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伪君子从我们之中驱逐出去。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倾域在绘画中旁涉一笔。我认为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帮助作家提高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无论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希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作一个和一切人—样的人。”
第三章 一束假花
当我想到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次使人拿起笔来而一生不放下的呢？
很难想起来，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明显，写作，象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说来，和成年时代不同。在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更滂霈，天更苍蔚，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
对孩子说来，每一个大人都好象有点神秘——不管他是带着一套刨子，有一股刨花味儿的木匠也好，或者是知道为什么把草叶染成绿色的学者也好。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
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微细的。
对生活即对不断发生的新事物的感觉，就是肥沃的土壤，就在这块土壤上，艺术开花结实。
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当然写过诗，而且写得如此之多，一个月里竟把一大厚本笔记簿写满了。
诗写得很坏——绮靡，矫饰，而我当时却觉得很美丽；
这些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仅仅还记住几节。譬如象：
哦，摘去那枯茎上的花朵吧！
两丝儿静静地落到田野上。
在那燃烧着绛红色秋天落日的天边，
黄叶纷纷飘零……
这仅是一点点。越到后来我就越把什么华丽的东西，连那毫无意义的美都硬塞进诗里去了：
怀念可爱的萨迪的忧伤，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
在那迟缓的岁月的篇章里……
为什么忧伤会“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无论是当时，无论是现在我都不能解释。仅仅是文字的音调吸引了我。我没考虑到意思。
我写海的诗最多。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知道海。
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既不是黑海，也不是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而是盛装的“一般的海”。这个海汇合了千奇百怪的色调，各种铺张扬厉以及丧失了真实人物、时间、真实地点的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在那个时候，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我的眼中，宛如浓密的大气一般，围绕着地球。
这是冒着泡沫、快乐的海——是长着翅膀的船和勇敢的航海家的故乡。灯塔在海岸上闪着绿宝石的光辉。在港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蓬蓬勃勃。美丽得罕见的黝黑的女人，按着我这个作者的意志，陷入了残酷的热情的焚烧。
实际上，我的诗矫饰一年少似一年，这种异想天开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诗中消散了。
但说实话，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总免不了有点异想天开，我们且不去管他是对热带的还是内战时期的幻想。
异想天开给生活增加了一分不平凡的色彩，这是每一个青年和善感的人所必须的。
狄德罗说得对，他说艺术就是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东西，在不平凡中找到平凡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不诅咒我童年时代对异想天开的迷恋。
在童年时代，谁没围攻过古代的城堡，谁没死在麦哲伦海峡或新大陆海滨上的风帆撕成碎片的船上，谁没和恰巴耶夫一起坐着马车奔驰在外乌拉尔草原上，谁没寻找过被史蒂文生那样巧妙地藏在一个秘密的荒岛上的宝库，谁没听过鲍罗金诺之战的旗帜拍打声，谁没在印度斯坦的不能通行的密林中帮助过毛格里？
我常常在乡村里居住，细心观察着集体农庄的孩子们游戏。在这些游戏中总有坐着木筏横渡大洋（在一个名字不大好听的叫作“牛犊”的小湖上）、飞向星球或发现神秘的国度等异想天开的事。譬如，邻居的孩子们在牧场上发现大家都不知道的国家。他们把它叫作“海湾”。那地方是一个湖，湖岸有很多湾子，生着那么多的芦苇，仅仅在中央能看见一汪湖水，好象一扇小窗子。
当然，异想天开没一下子从我意识里消失。它保存了很久，好象凝定的丁香的气息，停滞在花园里一样。它在我的眼睛里改变了熟悉的、甚至有点讨厌的基辅的面貌。
落日把它的花园都染上了金黄色。在德聂泊河的对岸，在黑暗中打着闪电。我觉得那里伸展开一个未知的——骤雨和潮湿的——国度，充满了树叶遁走的声音。
春给满城撒下了瓣上带着红斑点的浅黄色栗子花。它们是那样多，在下雨的时候，落花集成的堤坝堵住了雨水，几条街道变成了小小的湖沼。
雨后，基辅的天空象月长石镶的屋顶一般灿烂。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来：
春天的神秘力量君临着一切
在她的颧角上闪烁着群星。
你是多么温柔。你允诺我以幸福
在这无凭的尘世上……
我的初恋也和这个时候关联着——那个奇妙的内心状态，觉得每—个少女都是绝美动人的。在大街上，在花园里、在电车上，倏忽一现的任何一种处女的特征——羞涩、但亲切的流盼，头发的香气，微启的朱唇里露出来的皓齿的光泽，被微风吹裸出来的膝盖，冰冷的纤指的触摸——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想到，在这一生里，迟早我也会堕入情网。我是很相信这—点的。我是那样喜欢冥想这件事情，而且我是那样想过了。
每—次这样的邂逅，都使我开始感到一种无名的悲伤。
我那惨淡的、说来也满痛苦的青春大部分就在这些诗中、在这些模糊的激动中消逝了。
不久我就放弃写诗了。我明白了这是华而不实的虚饰，是涂上漂亮颜色的刨花作的花朵，是一层箔纸上的镀金。
丢开诗，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有它本身的来历。这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第四章 车站食堂里的老人
在迈奥尔的车站食堂的一角里，坐着一个清瘦的老人，生着满脸硬胡子。里加湾的上空，冬天的暴风一阵阵呼啸而过。海岸上覆着很厚的坚冰。透过烟雪可以听见波涛冲击岸边坚冰的声晋。
显然这位老人是到食堂里来取暖的。他什么也没有点，无精打采地坐在长椅上，把两只手笼在补得很坏的渔夫短大衣袖子里。
和老人一起来的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小白狗。它蹲在老人的脚边哆嗦着。
在老人的邻座上，有一群年轻人，后脑勺绷得很紧，而且通红的，大吵大嚷地喝着啤酒。帽子上的雪融化了。雪水滴到啤酒杯里，漏到熏肠面包上。不过，那些年轻人正在争论一场足球赛，所以没注意到这个。
当一个年轻人拿起面包一口咬下一半时，这条狗忍不住了。它到小桌边，举起前脚，阿谀地望着年轻人的嘴。
“彼契！”老人轻轻地叫它道。“你多不害臊！彼契，你干吗去打扰人家？”
可是彼契仍然站在那里，只是它的前腿不住地哆嗦，因为举乏了，搭拉了下来。等到两脚碰到潮湿的肚子上时，便忽然醒悟过来，又重新举了起来。
但是那些年轻人没注意它。他们正谈得津津有味，且时时把冷啤酒倒到杯子里。
雪粘满了窗户，当你看见人们在这样的严寒里喝着冰冰冷的啤酒时，背脊上不禁会起一阵寒战。
“彼契！”老人又叫。“喂，彼契！过来！”
小狗很快地摆了几下尾巴，好象告诉老人它听见了，请他原谅，不过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它不看老人，甚至完全背过身子去。它好象在说：“我自己知道这不好。不过你又不能给我买这样一块面包。”
“唉，彼契，彼契！”老人低声说，因为心里难过，声音有点发颤。
彼契又重新摇了一下尾巴，顺便哀求地看了老人一眼。它好象请求他别再叫它，别再责备它，因为它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若不是万不得已，它当然绝不会向陌生人讨的。
一个颧骨高大、戴着绿色帽子的年轻入终于看见了这条狗。
“要吃的吗，狗崽子？”他问道。“你的主人在哪儿呐？”
彼契欢喜地摇摇尾巴，看了老人一眼，甚至轻轻叫了一声。
“您是怎么回事，先生！”年轻人说。“您既然养狗就得给食吃。不然就不文明。您的狗跟人家讨食吃。我们这儿有法津规定不许讨饭。”
那些年轻人哄堂大笑起来。
“净是胡说八道，瓦尔卡！”其中一个人喊道，掷给狗一片香肠。
“彼契，不许吃！”老人喊道。他那风吹雨打的睑和干瘪的、青筋嶙嶙的脖子都涨得通红了。
小狗蜷缩起身子，搭拉下尾巴，回到老人身边来，甚至连香肠看都没看一眼。
“一点渣儿都不许动他们的！”老人说。
他开始痉挛地翻他的衣袋，掏出几个银角子和铜子来，放在掌心上，一面数着，一面吹掉钱上粘着的脏东西。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
“还生气呢！”那个高颧骨的年轻人说。“瞧啊，多大的自尊心！”
“唉，你别去理睬他吧！你耍他干什么？”一个青年人用调解的语气说，一面给大家倒了啤酒。
老人什么也没说。他走到柜台边，把几文零钱放到潮湿的台子上。
“来一块香肠面包！”老人哑着嗓子说。
小狗夹着尾巴站在他身边。
女售货员在碟子里放了两块面包，递给了老人。
“只要一块！”老人说。
“您拿去吧！”女售货员低声说。“我不会因为您受穷的……”
“谢谢！”老人说。“谢谢啦！”
他拿起面包到月台上去了。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一阵暴风已经吹过，第二阵暴风正在刮来，不过离得还很远、甚至可以在利耶卢皮河对岸的白色树木上，看见微弱的阳光。
老人坐到长凳上，给了彼契一块面包，把另一块用灰色手帕包起来，藏在袋里。
小狗痉挛地吃着，老人看着它说道：“哎，彼契呀，彼契呀！真胡涂啊！”
小狗没听他说话。它在吃东西。老人看着它，用袖子揩着眼睛——风吹下了眼泪。
这就是在里加海滨迈奥尔车站上发生的小故事的全部经过。
干吗我要讲它呢？
在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说也奇怪，我想着细节在散文中的作用，便想起了这个故事，并且认为，假如在这个故事中不叙写最主要的细节，即不描写小狗用各种样子请求主人原谅，没有这条小狗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故事便要比实陈情况拙劣。
而如果把别的一些细节——证明这老人是鳏居或者独身的补得很坏的短大衣，那些年轻人帽子上滴下来的雪水，冰冷的啤酒，衣裳里拿出来的粘着脏东西的零钱，以及连象白色障壁一样从海上袭来的暴风——也都掷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枯涩而苍白了。
近年来，细节的描写在我们的小说中，特别在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消失了。
缺乏细节描写的作品，会失去生命力。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都会变成契诃夫所说的熏鲑鱼的干棒子。鱼倒没有了，光剩下了干棒子。
描写细节的意义，如普希金所说，忽略过去的琐事，在大家眼里会大放光芒。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家正吃着枯燥无味、令人厌倦的精细观察的苦头。他们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毫无选择，不明白细节只有当它具有代表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象光线一样，立刻从黑暗中照出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现象的时候，它才有生存的权利，才是必需的。
譬如，想要给人一个刚开始下大雨的概念，只要写出，最初的雨点啪哒啪哒地打在吹散于窗下的报纸上，就尽够了。
或者，想要给人一个婴儿的死的可怕的感觉，象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所写的便尽够了：
“精疲力竭的达莎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的孩子已经死了，孩子柔软的头发竖了起来。
“‘我睡着了，死神到他这里来了……’达莎哭着对捷列金说。‘你想想——他那柔软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一个人挣扎着……我倒睡着了。’
“不管怎么劝导，也不能把她小儿子跟死神单独博斗的景象从她心中抹掉。”
这个细节（竖起来了的孩子柔软的头发）抵得上最确切地描写死亡的许多篇幅。
这两个细节的描述都达到了目的。细节的描写就应该是这样的——能说明整体，并且是不可缺少的。
在一位年轻作家的手稿上，我看到过这样一段对话：
“您好哇，巴莎大婶！”阿历克赛进门来说。（在这以前作者说阿历克赛用手打开了巴莎大婶的房门，就好象开门还可以用脑袋似的）
“你好，阿辽沙，”巴莎大婶亲热地叫了一声，丢下了活计，看了阿历克赛一眼。“怎么好久不来了？”
“总没有工夫。开了整整一星期会。”
“你说什么，整整一星期？”
“一点不错，巴莎大婶！整整一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吗？”阿历克赛环顾着空房间问道。
“不在家。他在班上。”
“那我走了。再会，巴莎大婶，祝您健康。”
“再会，阿辽沙，”巴莎大婶回答说。“祝你健康。”
阿历克赛朝门走去，把门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