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从偶然事情开始的故事中，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的复杂的命运。而作家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激动。他会象狄更斯那样，在他的手稿上哀哭，象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象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
一如，在山间，由于一个轻微的声音，由于猎人的枪声，积雪便开始光耀夺目地、连绵一片地沿着陡坡滚下去。很快地变成宽阔的雪河奔流而下，几分钟后，一个雪崩，坠入溪谷里去，殷殷之声震撼着峡谷，空中充满晶莹的雪尘。
许多作家都提过天资卓著且赋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极容易涌现灵感。
无怪非常了解普希金的写作情况的巴拉廷斯基关于他说道：“……年轻的普希金，这个出色的轻薄儿：在他的笔下，一切都容易虎虎有生气……”
我说过，有一些计划简直是空话连篇。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短篇《雪》。在未写之前，我写了一页东西，这个短篇就是从这个笔记产生的。这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一本遗忘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色调——箔的颜色。河上的蒸气。女人们在冰窟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门铃上的字‘我挂在门旁，请拉得起劲点儿！’‘门铃，瓦尔戴①的礼物，在拱门下无精打彩地响着。’门铃叫作‘瓦尔戴的礼物’。战争。达妮雅。她在哪里，在哪个荒僻的小市镇？孤零零的。‘浮云背后朦胧的月儿——可怕的远方。生活凝缩在小光圈里。灯的光圈。在墙里整夜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响。树枝擦着窗玻璃。在隆冬午夜，我们绝少外出。这应该检查……孤独和等待。一条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不能使它欢喜。一切好象一览无余——甚至大钢琴上盘绕的蜡烛（橄榄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有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关于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老式的，有它舒适的地方，有无花果盆景，老牌子板烟斯坦波尔或密萨克苏济的气味。住着一个老人，故世了。胡桃木的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的绿呢子。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别人。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写一个单是描写等待的短篇。等待谁？等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碎。人们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却不知道他们全部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次邂逅的准备。或然率的理论。适应人心。对傻瓜们讲来万事都很简单。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出现的必然。不知谁不断给死人写信。台子上积了一堆信。这里是导线。什么信？写的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以前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地无限地善良。信变成了现实。又是盘绕的蜡烛。另一种质量的。乐谱。绣着橱树叶子的毛巾。大钢琴。桦树的烟。调音师——每一个捷克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包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一切都清楚了！”
【①瓦尔戴：苏联地名，15世纪以来，以产家具著称。】
这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这个短篇的提纲的东西。假如不知道这篇小说，而光看这个笔记，便可以明白这篇东西虽然是迂缓而模糊的，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拗的探索。
作家周密考虑过的、而且经过校正的无懈可击的提纲，究竟会怎样呢？说实在的，它们的寿命大多数都很短促。
在开始了的作品刚一出现人物，这些人物刚一按照作者的意志活动，他们便立刻开始抗拒提纲，和提纲斗争起来。作品开始按着本身的内部逻辑发展，当然逻辑的推动力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按照适合于他们性格的那个样子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假如作家硬使人物不按照内部所产生的逻辑行动，假如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表白了这个思想。
到雅斯纳亚·波里雅那来的一位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
托尔斯泰笑了笑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所有的作家都熟习人物的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
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只有当作家正在写作的时候，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全力地生活在作家的意识中。所以提纲受到破坏和推翻，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极其自然的，只是证明真实的生活涌来了，填满了作家的提纲而又推开了，甚至用自己的充满生命的压力打破了作家最初的提纲的框子。
这一点也无损于提纲，这并不把作家的作用，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来记述一切。因为形象的生命，在作家的作品中，是取决于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象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状态的。
第八章 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插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和那条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这条河在黄色的泥盆纪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城郊一栋破板房里赁了一个房间。这栋板房在临河的悬崖上。房子后面有一个半荒芜的园子，已经成了河岸上杂草丛生之所。
腼腆的老房东在车站售货亭里卖报，他的老婆是一个忧郁、肥胖的女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一个柔媚、涓洁的姑娘，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的，把金黄色的辫子解开又编上，编上又解开。她当时是十七岁。
安菲莎是一个约摸十九岁的端正的姑娘，面色苍白，两只灰色的眸子很严肃，嗓音很低。她穿一身黑，好象一个见习修女，在家里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光是半天半天躺在花园里枯干的草地上看书。
在顶楼上堆着许多书，给耗子咬得残缺不全，大部分是索依金版①的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我也从顶楼上拿过这些书看过。
【①索依金（1862—1932）：俄国出版家，印刷厂主，书商。】
好几次我在花园里居高临下地看到安菲莎在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岸上。她坐在峭壁下山楂树丛旁，并肩坐着一个羸弱的十六岁模样的孩子，头发淡黄，沉静，长着两只凝神的大眼睛。
安菲莎常常偷偷地把东西拿到河岸上来给他吃。这个孩子吃着，安菲莎温柔地望着他，有的时候抚摸着他的头发。
有一次，我看见她忽然双手蒙住脸，哭得全身颤抖。那个孩子停下了吃东西，吃惊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抑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孩子。
可我曾天真地指望在寂静的利夫内，我可以聚精会神地写我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谁也不会来打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