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九星纺织集团公司原总工程师殷大炳在重庆与个体户辜某相识，通过辜某的引荐，又结识了江苏省江阴市某化工厂副厂长葛某。葛某感到这位在国有大型企业担任总工的老乡，其手中的权力或许能转化成丰厚的利润，所以对这位老乡显得格外地殷勤。
在重庆，葛、辜二人拉着总工殷大炳，走进了一家歌舞厅。一首情歌一曲舞，他们忘情地喝着、跳着，尽情地品尝着浪漫的情调。辜某见“殷总”兴致很浓，于是领着一位20岁的迷人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殷总，给你找了个能歌善舞的小姐，保证有求必应。”辜某一边说，一边向姑娘使眼色。
殷总望着身边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就像灌了蜜糖一样惬意。小姐在跳舞时，不断将身子向这位老态龙钟的“总工”身上贴，跳了几曲之后，伴舞小姐便跟随殷大炳走进了昏暗的包厢……
从那以后，殷大炳经常借故出差来到重庆，不断地重复那销魂之夜的故事。 “殷总，你是大厂的总工程师，我们联手搞生意保证能赚大钱。”同金钱的行贿者一样，作为性服务提供者的葛、辜二人，开始向接受性贿赂的总工殷大炳索要回报了。
“我只懂技术，不懂生意，怎么能帮你们赚钱呢？”殷大炳之所以没能果断地拒绝，是因为年轻的性工作者提供的性享受实在是难以抗拒。“我们手头有一套闲置的溴化锂制冷设备，底价20万元，加价卖出后赚的钱人人有份。”葛某神秘地告诉殷大炳。
一步步走上国有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岗位、副厅级干部的殷总，最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利，用九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巨款购买了一套质量低劣的制冷设备，毫不吝啬地将广大职工辛勤劳动换来的40万元血汗钱拱手交给了个体经营者。
南京新联机械厂是一个拥有4700名职工、13。5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从1997年起仅两年时间就滑到了破产的边缘！
1998年的一天，南京新联机械厂的一名干部带着一个女人突然来到自己原材料供货单位“红宝丽”公司，指着这个女人介绍：“这是上海东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张总，今后我们厂要的保温板，全部从张总这里进货，你们要想做我们的生意，就将货物先提供给她。”
国有企业简直就是傻瓜，他们“宁买贵的，不要对的”。为此，新联厂每进一吨保温板就要多支出4000－5000元钱。
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傻，而是掌管着厂长兼党委书记大权的邱祥林太傻了；也不是党委书记傻，而是因为“东友”公司总经理张剑寒太漂亮、太迷人、太销魂了。厂长兼党委书记的邱祥林，在接受了张剑寒提供的高质量的性服务之后，能不鬼使神差地任其摆布吗？
美人张剑寒精心提供的性服务，实现了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目的。她在一年多时间里，仅保温板一项就赚了760万元！
对于这桩买卖，邱祥林也很高兴，他不仅享受了张剑寒提供的优质性服务，而且还能用12万元的回扣，去购买更多品种的性服务。
性贿赂，足球场上响黑哨
20年来，一直试图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总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徘徊，从甲A到中超，本该公平公正的足球场上，黑哨从来就没有断过。2004年的罢赛风波，更是让中国足球走到了悬崖边上。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刚刚开始不久，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关系就蒙上了“性贿赂”的阴影，后来更是发展为一定规则，接受性贿赂甚至成为不少裁判到赛地后的“主要业余爱好”。
俱乐部对裁判安排请吃、洗桑拿以及唱卡拉OK、找三陪小姐等接待项目，几乎是必须安排的。不少裁判在各赛区都有自己专门的“小蜜”，甚至有裁判把 “小蜜”公然带到赛场，比赛结束后再一同坐专车返回宾馆。一些地方足协负责接待的人员手里往往还有这些三陪小姐的联系方法，以便在得知相应裁判要来执法的消息后，提前数天“预约”。
一位俱乐部人士曾经与某裁判兴之所至聊起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名裁判很是炫耀地对各地性交易场所作了详细的比较。对绝大多数俱乐部来说，为官员和裁判支付高额性服务“小费”，恐怕也是接待费中的一个大项。
1997年以后，由于意识到联赛种种幕后交易的恶性发展，中国足协也制定了若干内部条例，其中就包括对裁判涉足色情场所的纪律约束，并且明文规定裁判到赛区不能参加洗桑拿和唱卡拉OK等活动。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杜绝裁判界与色情行业的“亲密接触”，其唯一的作用在于使过去半公开的活动彻底转为了地下。
一名南方某俱乐部负责接待的人士是俱乐部所属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他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记者，他接待裁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外面找来熟悉的“小姐”，直接送进裁判的房间，然后坐在宾馆大堂里等着事情“办”完，然后再把“小姐”送回去。
本该秉公执法的裁判，在得到了“秀色”的款待之后，他便能在众目睽睽的绿茵场上，硬是把被踢进球门的足球吹出来，其哨黑之境界，可见一斑。显然，性贿赂在销蚀足球裁判的职业精神的同时，也在糟蹋中国足球的前途和命运。
筑起抵御性贿赂的盾牌
媒体曾经披露过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一位县级市的副书记正在宾馆的客房内与年轻漂亮的性工作者调情，电视的屏幕上出现了这位书记大人声嘶力竭号召广大干部搞好“三讲”，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精彩镜头。漂亮的小姐说道：你的戏演得既动情又精彩。这位书记大人也来个实话实说：那都是糊弄洋鬼子的，咱们这才是在享受人生！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这颗“原子弹”的威力，不要以为挖一点“战壕”，搞一点“防空洞”，就能够抵御它掀起的“冲击波”和“光辐射”； 如何铸就抵御性贿赂的有效盾牌，这是个长效的机制设立和立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检察风云》2005年第3期吴纯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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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再谈格瓦拉（转帖）
（起点更新时间：2005…3…21 22：59：00 本章字数：1405）
再谈格瓦拉
一夜之间，许多人开始身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招摇过市，努力营造一种与众不同和膜拜另类偶像的形象，但是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读懂格瓦拉灼烧的双眼深处隐藏的渴望和叛逆。
我国公众开始对格瓦拉的追忆和讨论已是1998年。当时，《读书》杂志发表了署名红的一篇文章《格瓦拉为什么出走？》（1998年第3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许多专家和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他们撰写各种文章或在不同场合纷纷发表看法，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一股格瓦拉热潮。到2000年，这种热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和时下的流行文化交织在一起，无时不在震撼我们的视听。话剧、摇滚乐、海报，甚至钥匙串和玻璃杯上，都能看到切的形象。但也就在我们肆无忌惮地以各种所谓大众和流行的方式践踏和曲解他时，这位道德领袖和“全新的人”的真正精神和价值已经被我们彻底抛弃，成为世俗和流行的牺牲品。这时，闪现在我面前的只有切独有的洞穿世间万物的焦灼眼神。
格瓦拉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叛逆精神，他为此抛弃了收入颇丰的医生职业和深爱的阿根廷故土，毅然和卡斯特罗组织一支队伍，开始了反对独裁，解放古巴的战争。而在古巴革命完成后，他又抱着解放整个拉美大陆的革命幻想，离开古巴政府，在丛林中开始了实现执着追求的另外一种尝试。当然，这种依靠外国游击队推翻别国政府的行动是否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他是否有权利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干涉他人的选择和主宰别人的命运，仍值得商榷，但即便如此，任何一个人在直面他的精神和灵魂时，仍会被他彻底折服。
至今，我们可能都无法真正理解身为古巴三位主要领导之一（另外两位是卡斯特罗兄弟）的格瓦拉为何出走。切为了自己追求的理想，他可以抛弃所有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和鼓舞下，切做出了让世人惊诧的决定，毅然投身于玻利维亚的丛林战争中。或许，他认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古巴已经无法实现，同时也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因此他抛弃了高级领导职位，选择了在常人眼中无法理解的行为……出走。我想，“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再次在格瓦拉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虽然最后格瓦拉被残忍地处决，但是连他的对手最终都不得不承认，人们可以肆意蹂躏乃至消灭他的肉体，但却无法蔑视也永远不能忘却他的精神。
格瓦拉从不畏惧强权和屈从于暴力，他对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奉行的新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指责。格瓦拉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表示出超乎寻常的一种同情，正如其所言：每当我想到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时，我就无法放下手中的武器。每每看到科尔达拍摄的那幅格瓦拉的著名画像从我眼前闪过时，我的耳边总是响起切临终前留下的无畏话语“动手吧，胆小鬼，你只不过是杀一个人罢了！”。
当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的各种文明的冲突和种族间的大屠杀，看到那些被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社会遗忘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饱受饥饿和病魔折磨，看到自己存在的星球面临足以导致毁灭的生态和环境灾难，看到战争的幽灵时常徘徊在最苦难的同类周围时，当我们面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不快时，我们无法忘却更无法拒绝格瓦拉。
谈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禁闪回哈耶克的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人们不堪忍受追求自由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所以宁愿选择被奴役的生活（《通往奴役之路》）。但是我想，格瓦拉肯定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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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中国挑战腐败 （转载）
（起点更新时间：2005…3…21 23：05：00 本章字数：4619）
中国挑战腐败
国际上对腐败的通行定义是：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癌症。 中国能够挑战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是能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健康力量、改革力量以及开放力量。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改革、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机制。这是我们战胜腐败的根本保障。
国际上对腐败的通行定义是：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泛的定义是： 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癌症，世界银行（1999）对60多个发展中国家150多名高级官员和民间社团主要成员的调查中，答卷人把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列为他们国家中对发展的增长最为严重的障碍。
我国腐败的严重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根据中央党校对140位地厅级干部调研，腐败是1999年影响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第一位严重问题，所占比例为24。3％，2000年为24。2％，成为头号问题。
中国腐败的类型及对腐败经济损失的估计
第一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腐败主要表现为： 价格双轨制；经济特权和经济垄断权； 进口高关税和进口配额； 政府对某些地区或集团的“优惠政策”。
第二种类型——地下经济腐败。所谓“地下经济”是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其产值和收入未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地下经济腐败是指腐败与地下经济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重叠地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大量“地下经济”的偷税、漏税、逃税。据估计，不在全国统一口径内或纳税范围内的以私营和个体经济为主的“地下经济”占全国名义GDP总量的1/3，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体相当。一方面官方统计的GDP（特别是广东沿海地区）被低估；另一方面，国家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实际税收大大低于应收税收。
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这些非法经济包括大量走私、贩黄、卖淫、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侵权盗版制品、未注册登记的各类经济活动的“黑色收入”，估计占全国名义GDP的1/5。根据有关方面统计，近年来走私的商品价值高达千亿元。90年代以来，查获走私案值迅速增加，由1990年的6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54亿元，平均每件走私案件案值由1979年的500元，上升到1990年的5。15万元，到1998年则上升到183。75万元。走私案值每年约在300…400亿元，占全国GDP的0。4％—0。5％。
金融诈骗。80年代末，公安机关立案的金融诈骗案仅有几十起，90年代末已增至一万多起； 80年代案件上百万元的大案件不多，目前的案件常常在上千万元、上亿元。仅2000年1—10月，金融诈骗案件数达8000多起，案件涉及金额达100亿元人民币。破坏经济秩序案件5。9万起，涉案总值700多亿元，挽回经济损失120亿元。
第三种类型——税收流失性腐败。是指违反公平竞争的各种合法性税收减免，以及通过对海关税收等部门官员贿赂、收买、勾结、分赃等方式引起的海关税收和其它税收的流失，前者是以合法的形式，但是相当于一种租金，被减免税的企业或个人从中获益；后者为非法性收入。
第四种类型——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这些方面包括： 国有经济投资（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投资）； 政府采购合同； 政府其它公共支出，包括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学校、医院）支出中的腐败损失。这既是一种经济腐败又是一种政治腐败。中国许多重大的腐败损失常常发生于这些领域。
从国际经验看，腐败所造成的公共投资领域的损失通常相当于投资总额比例的15—20％之间，其中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一些。按此比例计算。我们初步保守估计，每年全国国有经济投资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800—2300亿元之间，约占GDP比重在2。4—3。1％之间。
上述计算还不包括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人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的26％）的经济损失和国有经济用于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合计8000亿元）中所造成的损失。 第五种类型——垄断性腐败。垄断的类型可分为： 市场垄断，可竞争市场；自然垄断，不可竞争市场； 行政垄断，基于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瓶颈。行政垄断无疑也是一种腐败。垄断会扭曲资源有效配置，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垄断创造超额利润，即指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之差乘以垄断价格时的销售量。垄断行业租金愈高，腐败就愈严重，垄断行业内部人员收益就愈大，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也愈大。
垄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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