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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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2）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傲慢与偏见（3）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嘛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呕气的事就算了。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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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感应（1）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心的感应（2）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
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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