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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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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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相爱何难(6)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6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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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何难(7)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相爱何难(8)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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