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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荒唐岁月（1）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自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提心吊胆，至今想起来都似乎还能感觉当时的惶恐不安。
我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时，大约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来了以刘新权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我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代表名单上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这张名单时激动不已，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们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挨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就在这时，我们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记得我的房间在第八层。有几次散会后，心里烦闷，站在阳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过往着一车车的红卫兵，到处都是口号声，到处都是造反派打着各种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围城之中，周围的四堵墙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透不过气！我真想逃出去，但却无路可走！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我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我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我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我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遥指着一个方向说毛主席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从我们的船上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见到主席，我觉得离他那么遥远。以前，我像看待父辈一样看待毛主席。他对我也如对晚辈一样慈祥。我们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讲英语，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还陪他一起吃晚饭。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饭时学会吃肥猪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调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几块！可是此时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倍受煎熬！
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我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我坐在他身边，搞得我非常尴尬。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到处要凑过来与我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我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我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只觉得这大胖子太无礼就发了脾气。谁知大胖子也发脾气，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说服我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他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我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记得我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我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联”到上海去时还去过他家，与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听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同志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圄多年。幸亏他能度过这场灾难，如今还健在。我记得我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我们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后来我回到学院，三天后被“揪”出来，我猜想其他人恐怕还没有挨过三天！
荒唐岁月（2）
我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份子。有一首当时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为那时，凡有重大###，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我们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屈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我最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大队伍进入大操场后，我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在夜空中震荡。我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宰割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那个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我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我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主席，只有疯狂的人群！我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我“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我。我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我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我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总结出那条经验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天晚上，当我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跨进里院，见到屋里那黄色的灯光时，我的心灵是那样地得到抚慰，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的苦难，只希望躲在这深深的庭院里，再也不回到那纷乱可怖的社会中去。妞妞早已睡着了，我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里一阵苦涩。她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正给她的亲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时，妞妞的父亲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帮爪牙”，真不知这些黑色的烙印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父亲还在看书，很吃惊我怎么深夜突然归来。我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但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我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父亲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母亲被吓得浑身哆嗦，我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父亲站在院子当中，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他们究竟想搜集什么，我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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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3）
红卫兵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我家前，在大门外贴了事前准备好的大幅对联与横批，又是说什么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类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文学栋梁，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鲁迅假如能预见到三十多年后会因他的一些并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而使一些人遭到无情的迫害的话，恐怕他会考虑是否应当说那些话的。然而，又有谁能够预见身后三十年的事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