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我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我们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我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申述我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他们的介绍信，出去串联。
我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我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当时，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记得我们集中在我家里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我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我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那里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我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我们一行十分沮丧，又回到我家。几经磋商，有几位勇敢分子还是决心去四川，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后来他们还真是挤上了火车。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我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我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我们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当时站台上竟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我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我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我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中几个人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话与他攀谈，乡音马上使我们更接近。他慷慨地说：“乘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车员为我们开了车厢门，我们上去看竟然是硬卧车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运气。不过这卧铺车厢后来也就不成为卧铺车厢了。每节车厢超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卧铺位上挤着四五个人，我们当然也只能挤在下面的铺位上。不过有个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过道的地上，实在困了就钻到座位下面去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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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4）
最近和一个外国朋友聊起当时那段经历，他很不解地问我：“中国当时那样混乱，怎么没有导致经济的崩溃？”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这国家是怎样在运转的。就说这疯狂的大串联，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红卫兵，都像我们一样是免费旅游。不仅路费全免，连吃、住也免。那时全国设了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凭着“红旗大队”的介绍信也就都入住到这些接待站了。从上海我们又去了杭州，住在一个大学里。昔日的教室都变成了男、女宿舍。十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统统打地铺。在杭州，我住在这种接待站时，有一天晚上，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红卫兵吵起架来。而她们绝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语言，而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唇枪舌剑，一来一回，其娴熟程度实在令我目瞪口呆。
我们最后的“串联”地是宁波。去宁波的目的是听说那里的深山里有一个著名的古刹天童寺。我们想象，那儿也许还是一方净土，还能寻找到佛祖所赐的安宁。于是，清晨从宁波上船，初冬的天气在南方还是很温和的。小船悠悠闲闲地随河而下，两岸一片青葱。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坐在船头，背靠船舱，清新的空气，周围一片宁静，只听到群鸟的啾啾声。船桨激起河水涟漪，那时的水没有污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难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席卷全中国时，这里还能有这般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随着小船的摇荡哼起了几乎已经忘怀的那些英语抒情歌曲。半年多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似乎已化为乌有。
小船到达一个码头，我们上了岸。走在那乡间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这才是生活！”不久，我们来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间简朴的用房。院子中间是一座可以盘旋而上的有大约五六层楼高的塔，名为五佛塔。当时周围十分宁静，我们想进院去参观宝塔。但一进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尊堆在院墙边的东倒西歪的破损的菩萨塑像。这景象顿时破坏了我一个上午的好情绪。暴力竟也还是施展到了这幽秘的山间！此时，一位面色红润的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的和尚从屋里迎出来。我们向他问好，并问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说可以。我们登上塔顶，远眺周围秀丽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下来后，我们与僧人闲谈，问他菩萨像为何倒在墙边。他双手合十说：“罪过！罪过！作孽啊！他们来了一帮人，把菩萨都砸了，还不许修复！”我们无言相应，只能默然。
后来我们得知这僧人貌似四十出头，却实际已是六十开外。他是二十岁那年从广东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数月，到天童寺剃度。这五佛塔归天童寺管辖，他被派来管理。粮食、蔬菜统统由天童寺运来。我们感叹这出家人毕竟六根清净，所以一点不显老态。
我们同伴中有一位是比我们大家年轻很多的游泳教练，他是我的一个亲戚。那时他不过二十多岁，爱开玩笑。他问僧人为何小小年纪就要遁入空门。僧人讲他信奉佛法可以普渡众生。那年轻人调皮说：“我看你那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信佛，是否失恋了才出家？”僧人并不生气，只是双手又合十，滔滔地讲了长长一段话“教育”我们那年轻同伴。他说“世俗的人是不会理解出家人的意境的，因为你们在尘世间追求功名利禄，烦恼无穷。我们出家人心境平和，佛自在我心中”。
我们离开五佛塔，跨出院门时，分明是平坦坦的台阶，那位年轻伙伴却莫名其妙地在跨台阶时被绊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我们都大笑，说：“谁叫你亵渎神灵，说那个和尚失恋。菩萨惩罚你了！”这种轻松真是已经久违了！
我们进入了山间小道，此时的景色更美了。山路两边都是青松翠竹。周围空无一人，阵阵微风吹来，竹叶发出沙沙的动人响声，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间小镇，有一家杂货小店和两间山村饭店。那已是中午过后，饭店里仍有顾客饮酒，杂货店外坐着三三两两的闲谈的人们。那一派平和气象，丝毫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氛。我们虽然听不大懂他们的方言，但肯定他们不是在谈“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辩论谁是黑帮，而是友好的闲谈。谈到高兴处可以听到他们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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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5）
我们从清晨离开宁波，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见这饭店和食客们桌上的菜肴更勾起了我们的胃口。这一顿午餐大概是我记忆中最鲜美的。那摆脱长时期惶恐、失望、压抑后的轻松，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间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时间忘却了这山林小镇外疯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们从码头到天童寺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达天童寺时已是傍晚时分。此时，天气阴沉起来，并下起了蒙蒙细雨。山林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渐暗的天色，使人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快近天童寺前，我们听到一阵阵吟唱声随风飘来。开始，我以为是僧人们在吟诵晚间功课，他们唱的是佛经。后来听出他们来回重复的是同一句唱词。再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唱毛主席语录歌中的“张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们来回重复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应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经那些僧人们一唱，加上那寺庙的意境，竟如同背诵佛经一样。我们走到山门口，见那庙里居然也建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僧人们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们登记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饭，每一个粗糙的陶器罐里下面是饭，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对我们来说，这山庙中的素斋倒是别有风味。
饭后，乘白昼的一些余光，我们参观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绪就被一种失望与愤慨所笼罩。大雄宝殿被上了大锁，踮起脚从门上面的玻璃中窥探，见到的是一派惨象。所有的菩萨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脑袋。昔日圣洁的佛殿里堆满破旧杂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动从此吸引了我。串联回来，“红旗大队”已否定了我们头上的“黑帮爪牙”的帽子，承认我们也是革命群众，于是，我更加认为当时的争论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我们是在捍卫革命的成果。5月份，“红旗大队”接纳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帮爪牙”、“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的教师参加他们的组织。从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众。尽管由于我们的背景，“红旗大队”并不视我们为骨干，但至少使我们重新得到了平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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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6）
一旦卷入这场革命，我的变化大概也就从此开始了。由于经历了那长长的八个月的压制、批斗，此时的我一改从前对###不感兴趣的状况，从心底认为如果是“极左”路线占上风，一切又要回复到八个月前的状况，中国又要大乱。当时暴力行动已有所克制，但学校的另一造反派组织仍然视我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
这种热情也许就如穿上了那双魔鞋，开始跳舞时自己感觉非常美好；但当你疲惫不堪想停下来时你才发现你已永远也停不下来了，这双漂亮的魔鞋会一直带着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后倒在那偌大的舞台上。此时，鼓掌的观众早已离去，空荡荡的剧场里，耀眼的水银灯也已熄灭，只剩下你穿着那双让你着魔的舞鞋，等待着生命之火的熄灭！
也可能是像一场可怕的龙卷风。你恰恰处在风的中心。龙卷风可以把你高高举起到几千公尺的天空，让你俯视脚下的一切，但最后它会把你带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怀抱里。也许你能九死一生，也许你再也不能站立在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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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1）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拥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翻译，但他（她）们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为人熟知了。
新闻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识阶层中四十岁以上的不少人对我尚有印象，大概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报道造成的。由此，人们很容易认为我是个喜爱社交的活跃人物。多年前，一位新闻界朋友问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么？我说：“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女强人’那一类的女人，一定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内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实，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让我有个舒适的环境读读书，为丈夫、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你能相信吗？”可惜，这个愿望我一生都未实现。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作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