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逼上梁山（2）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丁国钰同志。他见我进去，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丁国钰同志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部队稍一安顿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由政委孙泽福讲话。
孙泽福是个极有魅力的军人。他来自山东，中上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他声音洪亮，说话很有煽动性。他后来曾告诉我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间坚持参加中南海内的大学自修课程，当时他们请了许多名家上课。孙泽福还对历史、哲学和文艺很有兴趣，他听过吴晗给他们开的历史讲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识比当时的一般军人要高。孙泽福也像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那样对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充满了虔诚的敬意，甚至模仿着他们的细微动作。我发现他写字从来不用钢笔或圆珠笔，而是用铅笔；他宁可不厌其烦地用一把削笔刀不断地削铅笔而不去使用方便的圆珠笔，他这样做的简单原因是中南海里的首长们都用铅笔。他说每天早上，工作人员要为这些首长削好一大堆铅笔供他们一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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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3）
孙泽福在第一次外国语学院的全院大会上用他洪亮的嗓音极为有力地宣布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队伍，他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的讲话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一夜之间，我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部队当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找我商量；一夜之间，许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获得了解放，昨日还是“阶下囚”，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断演绎着这些悲喜剧！
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三十多年来，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回忆过我所走过的路，也并不意识到我自己有多少变化。我的几位大学老朋友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的一大优点是不论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我对老朋友的情谊从来不变。
但是，当我回顾所走过的路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其实我变了很多。虽然我做人的原则仍然是善以待人，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损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气却变了许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岁踏进大学的大门时，我是个快乐、漂亮、脾气随和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容易激动、浮躁，很容易受到伤害。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活泼、温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复存在。是什么改变了我？为什么我周围那些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旧如过去那样，唯独我却变了那么多呢？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严酷的现实中为生存付出的代价。这变化大概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我学会了斗争，而斗争就意味着以他人的失败来获得我所争取的权利。尽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错的，但那也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不论是在大学时代还是当了教师之后，我在英语系和大家和睦相处，和我的学生也相处得很好。校园中的生活是宁静、悠闲、和善的。我至今想起来都无限留恋。可是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似乎在顷刻之间，天地都变了样。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在九死一生之后，我大概从斗争的烈火中脱胎换骨，明白了我只能用斗争来保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三十年中我摆脱不开无穷无尽的###，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平复的伤痕。
我后来翻阅我久远以前的旧照片，拿出一张1957年大学毕业时为毕业证书照的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然而在镜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种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沧桑与悲凉！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爱拼搏而是出于无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秀才与大兵（1）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我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对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1970年5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