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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9）
大约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意识到，外交官并不是我想终生从事的职业。我很希望自己能在别的方面有所发展。虽然过去的三年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回忆，让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可当我看到从事外交行业二十年以上的成功外交官时，我对他们在人生中的境况并不很满意。虽然我非常喜爱作为VIP去参加电影首映；去歌剧院看芭蕾，听歌剧，听音乐会；去参加各种外交使团的酒会、招待会；向当地学校和各种机构介绍中国文化；代表祖国走访不同的国家，但我已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事业上我能走多远。此时的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企业家，以此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
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决定放弃外交官生涯，在自己三年澳洲任期结束之时辞去公职，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我的选择之一是去美国读书。即使在做外交官以后，我时常还会有一种冲动，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到美国去读MBA。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留在悉尼。我已经在悉尼生活了三年，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在领馆工作时，我也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在沃尔多夫酒店拥有自己的一套公寓，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心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外交行业，确实是一件有悖常情的事。父母一直期望我能在外交官的职业上继续发展下去。这种预期也可以说是我以往人生轨迹的自然延续。我曾在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学习，在美国一年的学习机会我丝毫没有浪费，做外交官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勤奋地工作。父母自然期望我能延续以往的人生道路，在外交岗位上骄傲地为国家服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外交官的生活毕竟是相对安定和舒适的。外交官通常在国内工作几年，然后派驻国外几年。而永远生活在国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父母都已经上了年纪，想到我的决定将使他们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能有我伴随在身边，我其实感到非常难过。此外，除了会说英语之外，我并没有什么技术专长。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最终实现梦想，我自己也无法确切预见。但一想到我们将有可能自己把握命运，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成绩，我就感到兴奋不已。人生中无限的潜力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想法让我备受鼓舞。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我曾经前思后想，难以决断。可以说，最终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和妻子对我能力的信任，使我下决心去勇敢、积极地面对内心的挑战，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更美好的生活。在美国学习和在澳洲工作这几年的经历，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我们不怕吃苦，至少一切皆有实现的可能。澳洲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家。如果我在中国的环境下没有达到目标，我很可能会怨天尤人。在澳洲，如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只能责怪自己。
当我告诉家人，我将放弃外交官生涯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然。最初，我对妈妈说的是，我将在澳洲留学深造。这样，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她，我希望从商的想法。
在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金钱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鄙视，有时甚至被视为“贪婪”的同义词。经商赚钱在当时国内的许多人眼里，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尊敬的事。那时候有了一个新名词，做生意的人开始被称为“个体户”。这是个多少带了贬义的词。因为“个体户”并不被社会尊重。那时候，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在为公家工作，不少人对“个体户”怀有偏见，觉得他们要么就是没本事找到工作，要么就是不想正经做一份事情。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商人在人们眼里，是靠走后门、找关系致富的。一些人通过贩运走私货等途径牟利。这也给“商人”二字招来不少反感。我在国内时，并没有想过追求金钱上的成功。那时候，赚钱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字眼儿。别说赚钱，就连说到钱，我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此外，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我毕业于最好的大学，而且还有机会出国，已经算是成功者了。那时候，在政府部门工作被视为最荣耀的事。我能逐渐抛弃自己最初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偏见，以致最终决定走上从商的道路，是我在与世界接触之后，内心里实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10）
直到这时为止，除了在美国学习的那一年，我们一直是在父母身边或者在公家环境里生活的。这两种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靠。在国内，我和小叶结婚以后虽然各自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住房，但每周末回到父母家时，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出国以后，我们在公家环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两人的家。如今这两种环境中的任何一种，我们都将不再拥有。父母亲知道，我们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从此以后又不再有公家单位可以依靠，怕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外生存下去。我母亲特别怕我们在外面太受委屈。他们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感到担忧。
我告诉父母，我和小叶会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会在一言一行上把握好自己，永远不会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我会遵守澳洲的法律，同时会牢记父母自幼传授给我的道德准则，努力做当地华人社会的表率。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继续让他们为我骄傲的。
虽然我的话给了我父母很大的安慰，他们仍然对我决定离开他们期望于我的那种更为稳定、也更有意义的生活道路感到遗憾。即使如此，他们还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几年之后，当1999年9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上刊登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澳大利亚的报道时，父母看到了我和小叶在江泽*席身边的照片，为我骄傲的心情远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些年一直遵守着自己的承诺，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了解我的为人。这正是我热爱父母的地方——只要我做的一切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都会支持我；只要我像自己承诺的那样，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无论我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他们最终都会愉快地接受。在从最初的错愕不解之中摆脱出来之后，我父亲有时会和人开玩笑说，他的儿子已经在澳洲当起“个体户”了。现在，他会自豪地和邻居们说：“我儿子在澳洲已经是个高级‘个体户’了”。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除了格雷姆和“小帕蒂”等少数几个朋友，我不愿意和以前在这里认识的任何旧关系联系。我想看看，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做到什么程度。一个过去的同事那时正在政府的一家旅游办事处工作，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样一条路。他认为，对我们来说，仅有一张临时签证和一点点积蓄，没有任何成功的保障，未来的道路将会很艰难。“你为什么要放弃政府里前途大好的工作，放弃住国外市区公寓、开好车和出席豪华晚宴的机会，偏偏要一切从零做起呢？做一个新移民苦着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为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除此之外，我还相信：今后我能得到的，一定会比现在失去的多！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寻找澳洲梦的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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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送比萨：1977年产西格玛的年代（1）
我和小叶1991年开始在澳洲独立打拼的时候，身上只有在美国学习那一年省下的相当于4000澳元的积蓄。然而，我们在心理上已经作好为新生活努力拼搏一番的准备。最初的一些日子，我们的朋友格雷姆和夫人多罗茜、“小帕蒂”和丈夫劳里、我们的板球朋友费尔和一位名叫江静枝的中国朋友非常热情地帮助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和物质上最宝贵的支持。
当时，我们没有住处。那时候，正好江静枝全家要去美国度假。她好心让我们先住在她家，顺便为他们照看房子。她家那座小洋楼位于悉尼北部一个高尚区。江静枝的先生麦考尔是一家工程公司的总裁，有一辆宝马735il轿车。江女士开一辆宝马318。离开外交行业，当然也就放弃了领馆的奔驰车。麦考尔问我，愿不愿意开那辆宝马7系送他们全家去机场。我当然愿意了！其实，一看见那辆宝马车，我就流口水了。在送他们全家去机场的路上，宝马7系的舒适、豪华既让我回想起领馆的奔驰300E，也让我对自己未来的奔驰、宝马产生了无限的期待。
此时，最需要做的两件事就是，买车和找一份工作。费尔为我们找到了一辆二手车，是辆1977年的三菱西格玛。这辆车是金色的，花了3750澳元。付款后，我们账户里就只剩下250澳元了。车里没有空调，没有动力方向盘，一下雨里面就漏水。由于没有空调，而悉尼的阳光又格外强烈，如果把车停在阳光下，再一进车里，就跟进了蒸笼一样。有一次，我和小叶去找工作，回到车里以后，小叶差点儿没热得虚脱过去。但这毕竟是来澳洲以后第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车。刚买下它时的感觉就好像到手的是奔驰甚至劳斯莱斯一样！
今天很多人告诉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花费积蓄的绝大部分去购买一辆车，未免太冒险了。但当时，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找到工作，那点儿钱根本维持不了多久。那时候，如果没有一辆车，我们几乎没有找到工作的机会。以前，我们的工作都是国家安排的，自己从来没有去找过工作。而现在，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是哪种工作。我必须同过去彻底告别，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勤奋，去开辟未来新的生活。我告诉自己，无论什么工作，无论高低贵贱，只要合法的，我能做的，就应该去做。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挑肥拣瘦。即使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也要抱着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去做。因为它毕竟是暂时的，我随时可以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后果。我和小叶约定：从我们开始独立奋斗的那一天起，我们自愿永远放弃抱怨的权利。我们深信，凡事都在人为。只要我们竭尽全力，不论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无怨无悔。
那时，澳洲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失业率非常高，企业都在大幅裁员，官方利率高达12％，很多澳洲人因为没有工作不能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对于我和小叶这样没有当地工作经验的生手来说，找工作尤其困难。
我去面试过几份工作，都因没有“当地经验”而失败。我知道，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我必须尽快挣到钱。假如家里无米下锅，无论我的大学学历，口译技巧，还是以前作为外交官的工作履历，都没有任何意义。后来，我申请了一份在多米诺（Domino）比萨店送外卖的工作，薪酬是税前每小时7澳元，外加每个比萨外卖订单6％的佣金。送比萨仅仅是每个晚上3到4个小时的工作，所以我一周只能挣到140澳元。我的经理是个只有18岁的又高又瘦的澳洲小伙子，说话时脸上毫无表情。他的时薪是12澳元，对我有点儿爱搭不理。在这家店打工的大多是些十*岁的在校大学生。他们总是把最远、最小的外卖订单给我。因为大订单可以挣到更多佣金，近处的订单自然可以多送几次。当时，多米诺有个政策：要保证从接到订比萨电话到送货上门不能超过三十分钟。超过的话，下次就要白送一个比萨给顾客。我经常去送比萨的地方是个富人区，都是大房子。当时，我还戴副近视眼镜，晚上开着车，黑灯瞎火的根本看不清街牌号。这样，心里也就更加着急，担心超过三十分钟，就得白送人家一个比萨。我特别羡慕那些对这个住区的街道很熟悉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在三十分钟之内把比萨送到。我知道，他们有点儿欺负我。但我心里并不怨他们。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暂时唯一能得到的工作，也就是我眼下最好的工作。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不方便！我将来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会经营自己的生意。我的职责还包括，每天晚上关店门和擦洗地板。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做每一件事。我的心里在憧憬着明天。我总是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崭新旅程的开始。一年以后，当我开着自己第一辆全新的宝马318，去比萨店买比萨时，那些大学生看到我的宝马车，全都目瞪口呆。
三。外送比萨：1977年产西格玛的年代（2）
帮助我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是我天生的积极态度。我知道，眼下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阶段。我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相信自己日后会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我愿意为这一天而不辞劳苦，努力奋斗。过去所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结果，是我信心的源泉之一。
当我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能找到一份自己可以控制收入和时间的工作。尽管后来中国人在工作上的选择慢慢多了起来，比如去为某家澳洲公司工作，成为驻华首席代表，去赚一份稳定而丰厚的薪水。但这类工作并不符合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时在报纸上找工作时，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不要将找工作的目的确定为寻找一份自己“想要做的”或者“喜欢做的”工作，或者找一份自己“能胜任”的事或听起来“有面子”的事。我只想找一份只要努力就能得到结果的事。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第一年里挣到10万澳元。因为在1991年，只有非常少的人能挣到10万澳元。作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澳洲大部分人的年收入在2万到8万澳元之间。10万澳元是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障碍。于是，在浏览《悉尼晨锋报》时，我会只去注意能挣到十万又有可能录用我的工作。尽管经济萧条，还是有一些10万年薪的职位在招聘。这些我都不够格。不过，有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销售金融产品，周薪2000澳元，无须经验，公司提供培训。
我去邦戴区一间能看见海湾的写字楼里面试。面试过程中得知，我们要做的是在电话里卖人寿保险。我从来没有做过销售工作，也从没想过要做销售。我并不觉得自己适合做销售，更别说对它感兴趣。但这份工作吸引我的是，我能一周挣到2000澳元，一年就是10万！面试我的经理是个美国人。在听了我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表达了坚定的决心之后，他觉得我能做好，还说我的美国口音能够帮助我在电话销售中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于是，我加入了人寿保险的销售队伍。但这份工作要过一个月才能开始。
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