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和开放化，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和互动性加强，资本自由流动的速度与规模都不断增加。这场危机从美国源头流出后，在我们浑然不觉中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各国投资者纷纷逃离市场，导致了全球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流动性枯竭。由于在金融市场里，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用体系崩塌，金融体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威胁。
而且我们看到，在危机逐步恶化与扩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未放弃新自由主义，也许他们并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危机的起源，在他们的眼中，这场金融危机只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罢了，他们力求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更侧重于货币政策，通过降息与增加货币供给等方式来解决危机。于是在近忧远虑的纷扰下，美联储出面干预，大量利用货币工具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9次降息，重启短期贷款拍卖机制并频繁使用降低再贴现率来拯救经济。但随着危机的蔓延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场危机是否已经演变成一场体制性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昭示了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人们的怀疑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信用利差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市场充斥着恐慌的情绪。但这时，政府依旧固执己见，始终认定危机是流动性萎缩问题，美联储继续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以解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燃眉之急。但是当危机以野火燎原之势扩散到全球经济中时，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美国政府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以购买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市场体系自身的问题，不单单是流动性缺乏的问题。此时，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实行国有化，即使是暂时的国有化，对恢复市场信心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4）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信任危机。美国向世界各国不遗余力推销的经济体制，首先在美国遭遇了冲击，然后迅速侵袭了世界金融市场。美国本打算凭借新自由主义称霸世界的战略和体制遇到了挫折，使得许多人现在对新自由主义谈虎色变。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呼声似乎渐渐远去，但新自由主义却未走到穷途末路。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依旧牢固，因为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里，不可动摇。对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的信奉，使新自由主义不会就此终结。
凯恩斯主义回归了吗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背景下，当时英美两国失业率都在20％以上，股市暴跌，大量企业倒闭与破产，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生产率和产出急剧锐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古典经济学既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供有效政策，使得经济理论面临一次重大危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同时遭遇瓶颈时，凯恩斯在对整个世界经济严重的衰退进行多年探索和深入研究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于1936年2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政策上倡导用政府干预论取代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论。
凯恩斯所创立的这一整套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给传统经济学理论画上了一道休止符。与传统理论相反，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另外一个与自由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是，他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对需求进行有效管理，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从而处于未充分就业状况。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在于扩大总需求。而如何扩大总需求呢？又由谁来扩大总需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来了，“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要选择出政府经济当局能够按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这就在暗示我们，扩大总需求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政府必须发挥其职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目标。在凯恩斯看来，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是直接的，效果是明显的、确定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间接而不确定，因此，他特别强调利用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性，而把货币政策放到次要的位置。这一点也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之一。
总之，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既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又不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和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依靠市场自发运行，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引导，对某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加以制止。在当时的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对整个大萧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也为罗斯福新政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参与次贷金钱游戏的各大金融机构都遭受了致命打击，贝尔斯登倒下了，雷曼也倒下了，两房被政府接管……几乎每一个坏消息的传开，都能招致股市的“跌跌”不休。投资者像躲避瘟疫般逃离高风险市场，对市场丧失信心，紧紧地把资金握在手中，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遥遥直上。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成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共通原因，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遭遇了重创，金融危机便是对其最有力的惩罚。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再次放任自流的交替之后，似乎又要走回原点。作为曾经的“救世主”凯恩斯主义是否重新回归历史舞台和新自由主义是否就此终结？到底这次凯恩斯主义能否再振雄风，救美国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5）
次贷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坍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非常悲观。若任由人们的恐慌情绪肆虐，那市场将无法恢复元气，重振旗鼓。商业信用已经不能支撑整个市场的运作了，惟有政府，才能成为投资者最后的稻草。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去改变，改变人们对市场和经济的预期，改变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重建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也许在这场金融海啸面前，重拾“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已成为各国的最佳选项，或许也是惟一的选项。美国、欧洲各国、中国等政府纷纷加入救市行动中，注入大量的资金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活力，频繁地调整利息和准备金率。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表示希望通过法案赋予他宽泛权力拯救金融机构，动用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源强健金融体制，把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发挥到极致，加强各种规模金融机构的资本化程度。
为了缓解和安抚紧张的形势，各国都掀起了国有化浪潮。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股权国有化运动中，全球主要银行纷纷披上“国有化铠甲”。在这个过程里，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布朗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美国也先后国有化了房地美、房利美及美国国际集团，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大机构的运转。另外，会议的召开，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寻求国际间合作，再次平抚了投资者躁动不安的情绪。接着，美国政府的8500亿救市计划和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都积极推动着全球的救市步伐，力求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一剂强心针。政府的种种措施与堆积成山的方案都表明了政府将有所作为，不能再袖手旁观坐等市场自我治愈，维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将金融体系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已迫在眉睫。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已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效果：银行间拆借恢复，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所改善。在这背后，我们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有形的手”凸显作用，新自由主义光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干预成为国民信心的强有力的保证，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重登历史舞台。
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政府的紧急介入措施中逐渐失去其支配地位。也许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天生低效率的国有化却能在此时力挽狂澜，兴许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只是存在各自发挥效用的土壤和环境，当市场能充分发挥资源和风险配置作用时，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市场的发展锦上添花；而当市场失灵，显露出其弱点与缺陷时，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进行干预，可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自由与平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主导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二者的追求一刻也没有放弃过，但对于市场而言，并不是越自由越好。任凭金融衍生产品无限延伸，金融工具泛滥交易，高杠杆的操作，人们非理性地追逐利益，最后危机一旦被触发，整个市场将面临崩塌的危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在1929年的经济严重衰退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强调了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部分校正”来挽救经济颓势。但政府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如果政府放松管制，就会导致人们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使得在贪婪的心理和利益驱动下，投资者会不择手段地在市场中大获其利。如果管得太死，则市场失去活力，金融创新将举步维艰，人们也就不能再创造出新的市场亮点。因此，适度是对政府最大的要求，这也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的深刻含义。而且这也意味着政府不能逾越国家干预的功能，弱化市场的功能。而实际上政府干预只是对市场的“部分矫正”，而不可能取代市场本身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的应用，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执行，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环境下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把政府适度干预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政府做的是引导工作，为私人的发展留下广阔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去控制整个市场资源配置，而是将市场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诟病治愈，然后让私人能自由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6）
凯恩斯主义又被称为“萧条经济学”，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所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又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全球市场信心不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再放光芒。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金油”，只是在危机到来时可以一显身手，只是特定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的理论指导。如果在经济体系内部运作良好，各部门和机构能协调发展时，凯恩斯主义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凯恩斯主义适用的前提是金融大海啸背景下的经济严重衰退。我们不能将其一直奉为神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凯恩斯主义在次贷危机下被推到历史的浪尖，的确有其适用性，但当经济慢慢从泥潭中走出来时，凯恩斯主义也许就该退居二线了。
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一成不变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新自由主义在这场金融大海啸中黯然谢幕，但它还将重登历史舞台，毕竟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牢固的根基。或许在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危机的沼泽中解救出来后，新自由主义还将从凯恩斯主义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引导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消费文化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吗
当人们都在为金融危机而忧心忡忡，为随时有可能失去工作而惶惶不安，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一面拿着高薪一面向政府乞怜的行为而忿忿不平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点评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令人惊讶的是，被列为罪魁祸首的是“你”——所有普通的美国消费者们。“如果身为一位消费者，你奉行及时行乐，对消费的贷款失去节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导致整个国家储蓄率过低——美国联储局今年4月份公布的资料，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美元。那么，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重要的元凶”！美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习惯成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
美国消费文化的演变
理论界对消费文化的研究有三个主要方向迈克·费瑟斯通，第一个认为消费文化的产生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假设，商品生产扩张带来了消费的扩张，从而带动为购买以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第二个方向是纯社会学的视角，认为人们获得商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消费是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者社会区别，因此不同社会中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消费商品；第三个方向着重研究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和欲望等问题。可见，从理论上说，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确实会形成不同的消费文化，消费时获得满足感的途径也会有所差别。但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美国的消费文化是怎样形成的，而是美国消费文化究竟如何？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消费心理、消费原则、消费观念、消费价值取向、消费习惯等因素如何？这样的消费文化是怎样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的？
有这么一个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小笑话，可以简单地表现出美国人和中国人消费习惯的差别：一位中国老太太和美国的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了，美国老太太讲到自己终于在死之前把买房子贷的款给还完了，而中国的老太太讲终于在死之前用自己辛苦一辈子攒的钱买了一座房子。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是“量入为出”，而美国人更喜欢“享受现在”、“花明天的钱”。
金融危机解读之二（17）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内战结束后，代表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制度的北方取得了胜利，美国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工商业急剧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统治美国道德领域几个世纪的清教伦理遭到人们的唾弃，放荡不羁、大肆炫耀财富、尽情享受的消费思想成为了主流。政府也鼓励人们大肆购买物品，装饰豪华的宅第，驾驶汽车或者乘坐火车出门旅行等。美国由一个以生产型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消费型为主的社会，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假如把上述阶段的消费主义用社会学家凡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提出的“炫耀式消费”来概括，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美国消费主义则是“大众消费”。这一消费文化的形成归功于技术的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特汽车公司首次提出并实践的流水线生产。虽�